當城市年輕“新女性”討論彩禮時，在討論什么?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為何城市的“新女性”仍然要彩禮，但其實內在邏輯就在這里：女性權益越得不到保障，彩禮的重要性就越高，因為拿到錢才是最實實在在的保障。很多女性在權利意識覺醒之后，反倒更深切意識到不能像上一代女性那樣恥于談錢，在這問題上輕易退讓，必須要盡可能地為自己爭取利益。然而這樣一來，彩禮實際上是把應該由全社會承擔的權益責任轉移成了家庭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自今年2月1日起施行。新規出臺之后，離婚、分手之后“彩禮退不退”有了依據，近來各地密集判決處理了幾起相關案件，明確裁判規則，也給當事人以行為指引。

新規明確，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額過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同時，新規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確了幾類不屬于彩禮的財物，包括一方在節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等。

這一新規所針對的主要是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彩禮認定范圍、彩禮返還原則、訴訟主體資格等重點難點問題，讓彩禮回歸“禮”的本質，但沒有也不可能為彩禮的金額做出什么具體的規范。至于彩禮的高低，這本應是雙方基于本地風俗習慣和各自意愿協商決定的。實際上，各地政府近幾年來一直試圖在彩禮問題上移風易俗，卻很明顯地收效甚微，這又是為什么?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了這一點：“彩禮”乍看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傳統”，但無論是額度、內在含義和對婚約雙方的意義，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變遷的背后，整個社會的男女權益和婚戀觀念都已不一樣了。

從根源上說，彩禮原本是買賣婚姻的產物，是男方對女方家族失去一個成員的經濟補償，但它又從來不僅僅只是一種“交易”，而是在“禮”的強烈文化象征意味之下進行的。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彩禮之所以引發爭議，往往也就是圍繞著這幾個點：很多人無法接受它所隱含的買賣婚姻這一原始意味，一些人則抱怨彩禮已經不是“禮”，變成了讓人難以承受的財力比拼，另一些人則已經在討論彩禮作為女性婚育補償的正當性。

當然，無論那種形式的討論，大家的一個基本觀感都是，這些年來彩禮金額不斷水漲船高?對此，常見的看法之一是歸罪于年輕女性及其父母的貪婪，仿佛都是拜金主義所帶來的道德腐化，然而，這不能解釋為何商業文化更發達的江浙滬、珠三角一帶這類現象并不嚴重，如今彩禮出了名高的倒是在江西，農村的高價彩禮問題也比城市更嚴重。事實是，婚約財產返還糾紛的案件，也呈現出“西多東少、北多南少”的明顯地域特點，其彩禮價值通常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的3-10倍以上，而越是窮地方，這一比值越夸張。也就是說，彩禮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的，恰是在欠發達地區。

收入越低的地方，彩禮價值反而越高，乍看起來很奇怪，其實卻合乎邏輯：經濟上落后的地區，往往觀念也落后，保留著更強的重男輕女觀念，從出生時起性別比可能就已失衡，再加上近二三十年來大學擴招和打工經濟的興起，當地女性抓住一切機會盡可能地離開，最終積累下來，勢必最終造成當地婚戀市場的供需嚴重失衡。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現代化的沖擊之下，那種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最終由底層男性承受了后果。“男強女弱”的婚配模式倒是仍在固守，以至于縣域體制內女性還是被視為“高不可攀”，但在另一面，許多急于結婚的男性已再三妥協——家世相貌都可以不講究，二婚的女性無所謂，差不多“只要是個女的就行”。

當底層男性在婚戀關系博弈中變得弱勢時，雄性的求偶競爭肯定會更為激烈。在大城市里，男女雙方在考慮締結婚姻時或許還會考慮到多重維度，尤其是浪漫愛情帶來的情緒價值，但越是在小地方，婚戀市場就越是簡單粗暴地明碼標價。在這種情況下，誰能給出更高彩禮，當然能在這一求偶游戲中得到稀缺女性的偏好。

農村光棍找對象難，根本癥結也就在這里：在女少男多的客觀事實面前，主動選擇權就到了女方手中。農村家庭只要有錢，娶一房媳婦也不難，但在很多地方，沒有在縣城100平米的一套房和金額不等的彩禮，結婚免談——全國4000萬光棍，直觀原因看起來是手里缺錢，實際當然是因為少出生了3000萬女孩。彩禮價值高企，只是這一供需失衡的結果體現。

社會學者李永萍在《流變的家庭：轉型期中國農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一書中指出，“傳統婚姻習俗在當前只是保留了外殼，其內在含義已經完全被剝離”，那種繁復的婚姻程序已不再是加強男女雙方家庭的相互了解，雖然名目仍在，“但其目的不再是增進男女雙方家庭的相互了解，而是成為女方家庭要價的借口”。

她發現，華北鄉村的高額彩禮加劇了階層競爭的壓力，“當本地婚姻成為一種優先選擇之后，女性成為本地婚姻市場上的稀缺品，因而在婚姻市場上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并具有要高價的能力和動力”。但這未必都是壞事：當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沒能從根本上轉變農民的生育觀念，現在高額彩禮反而做到了，“隨著彩禮的上漲和男性婚姻成本的上升，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兒子，尤其是兒子多的壓力。因此，當地農民的生育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一兒一女’成為最理想的生育結果。”

這里面當然仍然有隱含的重男輕女思維，但客觀上也的確能弱化重男輕女傳統觀念。不過這仍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高價彩禮問題，因為除了性別失衡，這問題還有更復雜的成因。不少地方(尤其像華北農村)，“不能讓兒子打光棍”是父母的執著信念，畢竟這就意味著絕后，因而舉全家之力，砸鍋賣鐵也要讓兒子討到媳婦;而在華南農村，這種代際支持有限，父代只消盡力即可。換作是在思想更開通的大城市，甚至無論子女結不結婚，現在的不少父母也都能接受了。想想就知道，如果“能結就結，不能結也無所謂”，那自然就缺乏意愿去為高價彩禮買單。

現在很多男性將高價彩禮歸罪于女方，但很多人沒注意到的一個關鍵變化是：早先那種買賣婚姻的彩禮，接受的一方不是出嫁的女性自己，而是其父母，那確實帶有“賣女兒”的色彩，然而現在，彩禮留給新娘的也大有人在。這就很難用“賣”來解釋了，因而現在出現了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彩禮是對女性生育的補償。這個觀點對不對且不論，至少表明，社會的普遍看法不再認為這是補償給女方家庭的了，而是給她本人。

在國內，越是價值觀和社會形態偏向傳統色彩濃厚的地方，彩禮價值越是居高不下。除了重男輕女導致的性別失衡、傳宗接代觀念導致父代有強烈意愿投入，另一重原因是缺乏獨立的個人財產意識。也就是說，“我想結婚就自己去賺錢，父母的錢是他們自己的”這種意識，在子代身上很難看到，相反，正如社會學家閻云翔曾一針見血指出的，一些小夫妻實際上是把包括彩禮、婚房在內的結婚費用，當成了一種提前繼承父母財產的手段。

這可不止是年輕人心計多，而是有著更為深遠的社會背景。歷史學家岸本美緒在研究中國社會后認為，傳統中國家庭中，家產固然是由家長來決定的，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份家產被認為是從祖先到子孫的生命之流所共有的，家長也只是“暫時持有”。順著這個邏輯來說，當子女成家時，家產也就逐步讓渡給他們了。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地方的父輩心甘情愿、傾盡所有地為兒子能討上媳婦而出高額彩禮，而子女也理所當然地笑納。

從歷史上看，近代西歐社會差不多有近五分之一的男女都未能進入婚姻，且普遍晚婚(尤其是男性)，因為在這些注重個人主義的發達社會，每個人都得學會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尤其是長子之外無法繼承家產的兒子們，不得不外出闖蕩冒險，掙得能成家立業的資本。這就是為什么近代西歐的家庭，父親比母親年長十來歲是常有的事。

正因為個人財產意識不清晰，才造就了當下彩禮糾紛的癥結：彩禮常被誤認為是對小家庭的饋贈，然而按照現在的法律界定，它其實是給新娘個人的贈與，支配權屬于新娘本人。正因為一些男性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才愈發不愿意付出高額彩禮——換句話說，男性原本以為“這錢看上去給了她，但最終人是我的，錢也還是我的”，但事實上，最終如果分手，人不是你的，錢也不再是你的。

對女方來說，這個問題迥然不同：除了那些傳統觀念殘余較多的地區，越來越多的女性及其父母都默認，彩禮是給新娘本人的，他們之所以要彩禮，并不是“把女兒賣個好價錢”，而是堅信這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尤其是在大城市，我聽說過很多婚戀中的彩禮糾紛，女方根本不缺錢，甚至比男方有錢得多，父母也就一個掌上明珠，財產以后都是她的，他們要彩禮不是為了留給自己養老，而是認為這是男方的誠意：這時候都馬虎了事，那婚后還能相信你會善待妻子嗎?

在此，很關鍵的一點是：國內對女性權益的保障不完善，無論生育、教育、醫療，沒錢的話社會保障幾乎等于沒有，要想婚后生活有物質保障，那最現成的方式就是索要高價彩禮。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為何新女性仍然要彩禮，說白了其內在邏輯就在這里：女性權益越得不到保障，彩禮的重要性就越高，因為拿到錢才是最實實在在的保障。很多女性在權利意識覺醒之后，反倒更深切意識到不能像上一代女性那樣恥于談錢，在這問題上輕易退讓，必須要盡可能地為自己爭取利益，然而這樣一來，彩禮實際上是把應該由全社會承擔的權益責任轉移成了家庭矛盾。

了解了這些，我們就會意識到，高價彩禮是一系列盤根錯節的社會價值觀所導致的一個扭曲呈現，但無論如何，一廂情愿地只想要回歸“風俗淳厚”是沒辦法解決新問題的，社會已經變了，我們只能往前走。高價彩禮無法靠行政指令的方式一下消失，但當全社會的性別歧視逐步消除、年輕人都能自主獨立，而越來越多人也能接受結婚只是人生的一種選項時，這個問題屆時自然就不再是什么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