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實驗數據、實驗圖片造假、論文不當署名、操縱同行評議、教材編寫抄襲……1月16日下午，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營養系教授黃飛若課題組11名碩士、博士研究生，通過一份125頁圖文并茂的舉報材料，實名舉報黃飛若多個方面涉嫌學術不端的問題。

“在虛假數據和成果的掩護下，黃教授和相關受益人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戒，還獲得了大量的科研經費和項目資助，同時也獲得了學術聲譽和地位。”在舉報材料中，他們呼吁相關部門對其造假行為進行徹查和嚴肅處理。

當晚，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動物醫學院發布情況說明，立即成立工作專班，啟動調查程序。1月19日凌晨，該校通報，初步認定黃某某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停止其校內所有職務和工作，組建導師組全面負責該課題組研究生培養工作。該校堅持對學術不端和師德失范零容忍，將進一步對舉報問題進行全面調查，根據最終調查結論依規依紀處理。

在學生們看來，黃飛若的履歷充滿光環。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比對發現，多篇被指控論文被黃飛若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成果，列入項目結題報告中。

參與舉報的11人中，既有從外校考研錄取的學生，也有經推免升學的本校生。在選擇導師階段，榮譽滿身的黃飛若吸引了他們。

參與舉報的在讀博士張黎，2014年以超湖北省一本線近50分的成績考入華中農大生命科學技術學院，多次獲得獎學金并得以推免，還榮獲學校優秀本科畢業生的榮譽。本科階段，張黎上過黃飛若的課程，推免時，“他跟我說在他這能有很多成果，以后會有高薪工作”。但進入研究生階段后，落差不斷出現。

2022年之前，課題組20多名學生擠在約20平方米的小房間內，這里除了供他們自習，還充當實驗室的角色。實驗室內除了4平方米的細胞間，并沒有獨立的實驗空間，也沒有什么實驗設備。

2022年入學的林嘉回憶，入學前，黃飛若曾在電話中告訴她，課題組的實驗儀器先進，且即將搬入新的大樓，環境優美、條件完善。來到這里她發現，課題組連最基礎的概略養分分析儀器分析天平都沒有。“沒有哪個課題組是什么儀器設備都有的”，導師告訴她，相關儀器去另一個老師的實驗室借就行。

她后來才知道，那里的實驗儀器可以供本科生使用，但研究生需要付費借用，黃飛若并不愿意出這筆錢，而是讓她送一些水果之類的禮物通融一下。

除此之外，一些實驗必要的材料黃飛若也不同意購買。林嘉做發酵試驗用的發酵菌種、王夢需要的實驗細胞都靠張黎聯系本科同學借來。“因為自己淋過雨，所以想著為他們撐下傘，也是作為師兄的責任。”張黎說。

更離譜的是，林嘉論文中有動物實驗的部分，需要對豬進行飼養試驗。2023年8月底，她按黃飛若的要求把豬的日糧配方發給博士后姚某指導，沒有收到回應。之后，黃飛若在組會上表示，她實驗所需的豬已經在養，建議她找姚某探討需要檢測的指標。等到11月，姚某告訴她這些指標需要找專業的公司檢測，黃飛若則告訴她已經在檢測，月底就可以出一部分結果。而在此后一周的組會上，黃飛若說非洲豬瘟嚴重，“560頭豬，全死光了!”整個過程中，林嘉從沒見過這些豬。

最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是論文涉嫌造假。碩士生的兩年，張黎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一些綜述性論文。他也曾就實驗室缺乏實驗條件詢問過黃飛若，得到的答復是相關樣品會送出去檢測。但轉入博士之后，張黎才逐漸接觸問題“核心”，有些人不做實驗，論文不停產出，所謂的“送檢”，得出的數據又往往和樣品對不上。

“考研也好，保研也罷，我們都是想來學東西的。在這里學不到東西，還要經歷不該承受的壓力，大家對科研就會從充滿熱忱逐漸失望，到最后心灰意冷。”張黎說。

為何這些造假論文能突破審稿，發表出來?在知名學術打假人“扮虎”看來，多年以來，期刊審稿人基本上都是只評判論文的科學創新、方法的可靠性，以及討論其發現的意義和局限性，幾乎從來都沒有義務去驗證數據的真實性，“所以造假，只要不是特別過分和明顯，很難被發現”。

他舉例，有的投稿者也會找關系審稿人，“自己草擬一個審稿意見，關系審稿人基本放水”。這一情形在舉報材料中也有呈現：黃飛若指導的博士后稱期刊審稿人是黃飛若的熟人，讓組內同學“自己草擬審稿意見、操縱同行評審”。

有人擔心地問：“我第一念頭是你們怎么畢業啊……”張黎回復：“起碼我是肯定畢不了業的，因為我博四了哈哈。”“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后果肯定都知道，都是成年人”。

“不約而同”，張黎以此來形容這次舉報。事實上，行動前，他們也不敢在課題組內問其他人的意見，“你怎么判斷他是怎么想的呢?萬一直接告訴導師呢?”

但長期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讓他們識別出了“同伴”：那些認真做實驗，希望踏實做科研的人。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博士學位對我的重要性，”預計在2024年6月博士畢業的張黎在社交媒體中寫下這些話。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參與舉報的應屆畢業生，都已經達到了畢業要求。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黃飛若被認定為學術不端，他們幾乎肯定無法按時畢業，甚至能不能畢業都不得而知。

作為碩博連讀生，如果無法獲得博士學位，張黎甚至只能以本科生的身份找工作。有朋友勸他：“為了這樣一個課題組，搭上自己的學位，值得嗎?”但在張黎看來，他們做的只不過是一件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早在作出這個決定之時，我們就已經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準備。總得有人站出來的吧!”“即使我這6年打了水漂，但我揭發他，給后面的人省了多少個6年。”

如今，張黎和同學們在跟新的導師組接洽，“雙向選擇”，也在期待最終的調查結論盡快出爐。

2020年教育部印發了《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要求導師不得違規隨意拖延研究生畢業時間;不得以研究生名義虛報、冒領、挪用、侵占科研經費;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與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系等。但相較而言，一些研究生處于弱勢，一些“不良”導師握有“生殺大權”，也能規避前述規定給學生“穿小鞋”。

科研界也做了相關反思。《科學》(Science)雜志在其官網“致青年科學家的信”專欄發表了4位學者的觀察和研究，他們對數百名研究生和博士后進行了匿名調查，一部分存在欺凌、歧視、學術不端等行為的導師被稱為“有毒”導師。

如何制約導師權力?前述文章提出，學校應建立機構內部的變革和問責機制。比如，在年度審查和晉升考核時，請研究生和博士后對導師進行正式評估，或成立教師指導委員會，在學生和導師間保持中立并幫助解決爭端。

中青評論曾發文稱，無論如何，這起事件的調查結論都勢必受到矚目，唯有確保調查過程公正公開，才能讓事件結果經得起來自各個方向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