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則新聞的反轉，驚掉了很多人的“下巴”——4月7日，四川德陽市公安部門的警情通報顯示，此前全網熱傳的中國電科員工怒懟領導微信截圖，系求職未被錄取者用圖像處理軟件制作的，目的是報復企業。

那段捏造的聊天記錄，演繹了一場發生在微信群內的反加班“起義”。捏造者是這樣設計情節的：一位陳姓員工，因不滿清明節被上級強行安排加班，直接在群聊中痛罵上司，控訴組員飽受長期不合理加班之苦。

這種做法，嚴重傷害了企業的聲譽，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陳某龍也要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然而，正如網友說的，他編造的信息之所以迅速點燃社會輿論，是因為大眾對畸形的加班文化深惡痛絕。“反加班”新聞反轉，但畸形加班文化不應該退出輿論視野，相反地，對不合理不合法的加班過勞，應該從法律法規、社會心理等多方面持續關注和破解。

當我們把加班這件“小事”掰開揉碎，就會發現陳某龍到底為什么能得逞、加班原罪是什么、畸形加班文化到底傷害了誰、深層的社會真相又是什么等等問題的答案。

(一)這屆“打工人”為何如此討厭加班?

應該說，絕大多數有正常生活需求的人都不會愛加班，尤其是低效率、不必要的加班。大眾之所以對年輕人有這種突出印象，無非因為相比上一代職場人，職場新生代有明顯不同的特質。

比如更看重邊界感。成長于物質豐裕年代的年輕人，更追求生命的飽滿度，希望工作和生活能涇渭分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大大豐富了當代人的業余生活。上班很累不妨礙下班“放飛”，未婚的三五成群，約著探店、K歌、劇本殺。已婚的得早早回家，帶娃、早教、親子游，高質量陪伴得安排上。

比如更有規則意識。職場新生代對自己的勞動權益有清晰的認知。接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加上互聯網的知識普及，所以大部分職場人都對勞動法基本原則爛熟于心。

比如新技術的影響更猛烈。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帶來通聯的便利性，不斷“擦除”上下班時間的界限。領導一條微信彈來，甭管天南海北就能就地加班，是近幾年才漸漸普及的職場體驗。

還有更敢于發聲反對。“00后整頓職場”，不光是在感慨這屆年輕人不同了，也暗藏了“老職場人”敢怒不敢言的暢快。相比前輩，年輕人生活擔子更輕、心理負擔也小。他們是網絡原住民，更樂意、也更善于公開表達，不屑于搞忍辱負重、韜光養晦那一套，就差把“不愛加班”寫在臉上了。

(二)加班文化傷害了誰?

不愛加班不等同于不想奮斗。

為了追求理想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是一種主動奮斗，應該提倡。《人類群星閃耀時》中寫道，音樂家亨德爾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室里，三個星期不眠不休地創作出讓世人驚嘆的《彌賽亞》。亨德爾超乎尋常的“加班”顯然不是被迫的。它是英雄主義，是生命力的星光璀璨。沒有一代代人的奮斗，就沒有今天的發展，任誰也無法否認這一點。

但讓大眾忍無可忍的加班文化，指的是完全喪失契約精神，無視法律法規，要求員工長期犧牲個人時間，極力榨取員工價值、甚至傷害員工身心健康的職場行為。比如長時間連續加班、強制加班、形式主義的加班等。

一些“PUA話術”的要義就是混淆二者，把不愿意加班等同于拒絕奮斗，從而在道德層面打擊反加班的“抵抗”。

加班“毀人”，有目共睹。“12年跳了三個‘大廠’,帶著團隊持續加班到凌晨是常事，周末也一直在工作，連做夢都在被領導批評。沒辦法，你不加班，就是‘要性’不夠。”自稱老互聯網人“茂姐”深受加班之苦，終于在免疫系統拉響警報后之后，決定辭職，回家休養。

2021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研究論文顯示，與每周35-40小時的正常工作時長相比，每周工作超過55小時的人患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更高。“996=ICU”“我是來找工作的，不是來找死的”之類的自嘲，充滿職場人的無奈。

關鍵是，加班不見得就能讓企業占便宜。為了應對無效加班，年輕人甚至發展出一套“摸魚大法”。脫口秀演員李誕關于“認真地敷衍”和“敷衍得認真”的說法，已經將敷衍上升到理論階段。這種員工與用人單位之間隱性的對抗，會產生出強大的“離心力”，成為典型的內耗，是效率真正的“敵人”，需要許多KPI、OKR去填平。

從全局角度，加班文化盛行，也不見得能為社會發展做加法。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加班不能解釋我們GDP增長率高。去年也是996，今年也是996，不對增長做出貢獻。人類的進步，很大程度體現在閑暇時間。”“正常的加班、有效率的加班是好的。但如果加班變成了一種形式、一種所謂的企業文化，有事沒事也加班，那就成問題了。”

社會進步靠的不是勞動總量的簡單相加。這個簡單的社會經濟學常識，很多人不去細想。

(三)拒絕加班真的不可能嗎?

“網絡上這些對無理加班的控訴，根本改變不了現實，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說歸說、做歸做，讓你加班還是逃不掉。”一位網友在評論區這樣揭穿真相。

一件大部分人都不喜歡、弊大于利的事情，為何不能避免?

法律和現實層面，對加班時長“錙銖必較”并不容易。根據勞動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然而“目前就業形勢整體壓力較大，用人單位享有較大的話語權，而外部的行政執法和內部的工會組織監督又相對較弱。”多位專家最近在接受《法治日報》采訪時都提到這個困境。

經濟環境、就業形勢的變動，確實容易讓人產生“保住飯碗就不錯了”的想法。就像“996福報論”曾在網絡上引發大量討伐，而就業形勢不太好時，一些人又開始念起“996”的“好”。大家懷念的其實不是過勞加班，而是心無旁騖努力工作的干勁和回報。同樣的，就業競爭加劇也會強化危機感，一句“你不干，多的是人干”，足以讓職場人“委曲求全”。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一部分人仍將加班視作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代價。往前看，全社會剛從生存階段過渡到發展階段時，物質積累沒有完成，工作越飽和意味著更高效率、更多的收入。社會剛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也是一樣，要實現更好的發展，只有付出更多的時間。但當社會物質財富累積到一定階段，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現代化目標后，就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工作時長問題。

拒絕畸形加班文化是一個必然過程，必須從遮遮掩掩到大大方方。

(四)加班文化的深層真相是什么?

當越來越多人被迫加班的現象出現時，它指向一個更殘酷的現實：人類作為文明的創造者和擁有者，正在被我們創造的一切催促著、強迫著、無法充分休息。

按照技術樂觀主義的想法，技術發明本應該節省人力、提高效率以改善人的生活質量，但從有據可考的人類工作時間史來看，人類的工作時間實際上越來越長：《石器時代經濟學》統計澳大利亞原住民一天勞動4~5天;《時間的歷史》顯示，18世紀初，法國普通工匠一年僅勞動180天左右;工業革命后到了19世紀前葉，英國勞動者平均每天要干12個小時;而高效率的現代企業，甚至發明了“床墊文化”來鼓勵加班，長時間加班者會自稱“社畜”……

正因如此，觀察者不無憂慮地表示，人類還未體會“休閑型社會”的好處，已經迎來了“過勞時代”。當然，針對這種現象，各國也在探索更符合工作制度，比如英美提倡彈性工作制，日本學者小貫雅男提倡“菜園家庭革命”等等。

我們的解法在哪里?或許如360CEO周鴻祎所說，ChatGPT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工具，我們可以借助它的能力大幅提升生產效率。相比怕失業的職場人，另一波不想加班的職場人，正期待新一輪的技術進步，能跳出歷史規律，將人從不斷持續延長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不管未來怎么樣，當全社會開始從人本主義角度，反思不合理的加班文化時，就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人們不需要一個虛假的“反加班英雄”，但需要一場反對讓人淪為工作奴隸的價值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