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了8份簡歷后，周莉接到一家保險公司人力部門的電話。

“36歲，離異帶孩子”，電話那頭，面試方得到這幾個關鍵詞后，打算提前結束通話。這個舉動激怒了周莉。她大聲質問，“離異帶孩子怎么了?”對方解釋，“你家孩子那么小，身邊還沒個男人，怎么可能有精力工作?”

“去你大爺!”周莉罵了一句，直接掛斷了電話。

周莉個頭不高，性格爽朗，是個大嗓門，之前在一家規(guī)模很大的醫(yī)藥上市公司做行政專員。“我去的頭三年，是勞務派遣過去的，后來轉成集團直聘。”盡管她在公司非常賣力，但由于不是技術崗，可替代性較強，她經常擔心被裁。尤其是越來越多有著985、211甚至海外背景的年輕人加入后，這種擔心愈演愈烈。

她一度很討厭被部門經理拉去應酬。這幾年她發(fā)現，領導連應酬都不想叫自己了。同事對她的稱呼，已經由最初的妹妹、姐姐，變成了現在的阿姨。公司領導曾經親切地喚她小周，現在則直接用“嗨”和“那個誰”代替了。

周莉意識到，真正的危機來了。

危機首先和年齡有關——無論公務員考試還是互聯網企業(yè)，往往將35歲以下作為準入門檻。近日就連四川一家道觀招募道士，在沒有任何“工資報酬”的情況下，都把年紀限定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而到了裁員的時候，這個數字又會再次成為一個無形的衡量標準。全國總工會2022年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35-39歲年齡組職工中有54.1%擔心失業(yè)，70.7%擔心技能過時，94.8%感覺有壓力，均是各年齡組中比例最高的。

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在他的提案中也提到了35歲現象，“‘35歲職場門檻’與社會發(fā)展趨勢背道而馳，極易造成就業(yè)市場惡性內卷、就業(yè)市場人才浪費與斷層，增加勞動者焦慮，引發(fā)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35歲+，離異帶娃

周莉的職業(yè)危機開始得早，她工作起來因此格外賣力——為了在公司長期干下去，她犧牲了很多私人時間，婚期也一拖再拖。而當她休了一周婚假，再回去上班時，發(fā)現原來的工作被年輕人頂替了。站在熟悉的辦公室里，周莉意識到，公司離開誰都能正常運轉。

她求助部門經理。看在是老員工的份兒上，經理給她換了工作，還給了后勤主管的名頭。

意識到危機的周莉，什么事都親力親為。她不僅負責公司快遞、信件、包裹收發(fā)，還得訂購辦公用品、桶裝水，以及給出差員工訂酒店、車票等，儼然成了后勤專員。為了保住工作，她拿出了對待“甲方爸爸”的態(tài)度對待領導和同事——笑臉相迎，毫無怨言。

32歲那一年，周莉有了女兒。她休完3個多月產假再去上班時，之前負責的后勤工作，又被年輕人接手了。

經過一番協商，周莉再次換了崗位——電話客戶主管。這份工作需要她每天接聽8個小時客服電話。這當然是份聽起來有些無聊的工作，但周莉覺得，還得全力以赴。

那之后，她的生活中，除了接聽電話，就是回家?guī)蕖：⒆觾蓺q那年，周莉離婚了。她給出的理由是，兩人價值觀相差太大。離婚后，女兒跟了媽媽。

2022年，周莉35歲，這是她在這家公司的第14年。離婚的打擊和生活的壓力讓她長期失眠，每天大把大把掉頭發(fā)，整個人疲憊不堪，眼角紋和頸部的頸紋也多了起來。她意識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雖然眼下這份工作讓她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但作為一個單親媽媽，她沒有勇氣辭職。

2022年1月，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周莉被裁員了。沒有理由。

壓力陡然增加——前夫雖然會按時給孩子撫養(yǎng)費，但其中不包括周莉的開支。她每月還需要支付2000多元的房租及各種生活費。

剛開始的幾個月，她去批發(fā)市場買了些女孩飾品，拿到夜市上售賣，生意還算不錯。隨后受疫情影響，夜市開不下去，小生意慢慢黃了。2023年春節(jié)過后，周莉開始四處投簡歷，求職意向仍是行政主管。她一連投了8個公司，只有一家給回了電話——也就是被周莉罵“去你大爺”的那家公司。

接下來再投簡歷時，她把求職意向中的“主管”換成“專員”。但愿意錄用她的公司寥寥無幾。她只好和無數畢業(yè)生擠在一起，參加所在城市的春季招聘會。為此，她特意穿上職業(yè)裝，打印了幾套精美的簡歷。

35歲的門檻，依然赤裸裸地出現在招聘會現場。

周莉發(fā)現，自己中意的崗位，基本都要求“35歲以下”。倒也有企業(yè)注明，“條件特別優(yōu)秀的應聘者，可以放寬年齡”。但當聽說周莉“離異帶娃”時，又馬上以不合適為由，結束對話。

眼看無法在招聘會上找到工作，周莉突然想和這些企業(yè)較一下真。

她徑直走到一家只招“35周歲以下”員工的公司前，問對方這是不是年齡歧視。

人力毫不掩飾，“年紀一大就事多，帶孩子不加班，出去應酬不喝酒，我要這樣的干嗎!”

沒等對方說完，周莉起身離開。

被職場拋棄的中年男人

許佳最近也頻頻出入招聘會。但顯然，“金三銀四”的職場規(guī)律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了——他38歲——一個職場上略顯尷尬的年紀。

許佳失業(yè)半年了。他看上去也很符合人們對中年失業(yè)男人的想象，消瘦、沮喪，每說幾句話，都要深深嘆上一口氣，仿佛很久沒有過好運氣了。

他的霉運就是從失業(yè)開始的。

那之前，許佳的人生還算順利。他從農村考到北京上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運營部門，一步步從普通員工做到管理層，年薪最高時拿到過50多萬。他憑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安家落戶，娶妻生子。沒有靠家里，他在大城市買房、娶妻生子。一切的順遂，在2022年10月份變了。

去年9月初，許佳的妻子生了二胎。為此，他專門請假照顧家人。10月份再去上班時，公司直接告知，他被“優(yōu)化”掉了。所謂“優(yōu)化”，就是裁員。

實際上，許佳被裁掉之前，他所在公司的業(yè)績也不斷下降，有人陸續(xù)被裁。而且，這兩三年間，公司幾乎沒再招錄新員工。即便如此，許佳也沒有意識到危機，“我工作一直兢兢業(yè)業(yè)，每年考核也是優(yōu)秀，和領導關系非常好，怎么可能裁我呢?”更何況，數次裁員行動中，并沒出現任何波及到許佳的痕跡。

坐在即將失去的工位上，許佳給三個私交較好的領導發(fā)微信，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留下來。而他分別得到的回復是“兄弟，珍重”“你會有更好的作為”，以及“年輕人都不想招了，別說咱這個年齡的了”。

許佳“認命”了，他領了補償金，收拾好工位上的私人物品，默默離開。沒人和他說再見。

乘地鐵回家的路上，他腦子里滿是房貸、車貸和養(yǎng)兩個孩子的花銷。對于這件事，妻子沒怎么抱怨，只是催他快找工作。

許佳學的是通信工程，他一度認為這個專業(yè)很好就業(yè)。于是，他重新寫了簡歷，在招聘網站上投放。“總共投了幾十份吧!”許佳不是不想多投，而是很多公司招聘時，直接把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他連投簡歷的資格都沒有。

那些不限制年齡的公司，提供的崗位多是銷售與客服。這類崗位，也無法給他開出期望中的“3萬月薪”。剛失業(yè)的時候，許佳放不下身段。一次，他接到某醫(yī)藥公司人力的電話，對方說，銷售崗每月底薪1700元。許佳說，“你們也太黑了!”對方直接回懟道，“你都快40歲了，還有什么可挑的?”

慢慢的，許佳的心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他不斷下調應聘崗位和期望薪資。到最后，干脆連工作也不想找了。他每天和朋友外出釣魚，白天釣，晚上也釣。為了釣魚，他不僅不帶娃，有時連飯也不在家吃。妻子抱怨起來，他振振有辭，“網上很多人拍釣魚段子都成網紅了，掙了很多錢，我也可以走這條路。”

不久前，他終于等一個面試通知。那是一家國企性質的保險公司，提供的崗位是“電話續(xù)保專員”，工作內容是坐到辦公室，催買車險的客戶續(xù)保險，月薪上限8500元，保底3200元。實際上，這個崗位的要求也是35歲以下，招聘方自稱給許佳“走了個特批”。

遲遲找不到工作后，他心動了。“那是一家國企，雖然掙得不多，但是穩(wěn)定。”許佳用這種方式安慰自己。但其實，公司與他的用工方式是三方派遣，和國企職工待遇還是差了很多。

從做外貿到送外賣

38歲的趙冬沒有許佳那么挑剔。從前公司離開后，他做過銷售，開過網約車，甚至還跑了幾個月外賣。而他此前的身份，是在一家知名外貿企業(yè)做管理層，中間還有幾年被派到海外。公司發(fā)展前景很好，趙冬收入也可觀，早早就全款買了房。自從沒了買房壓力后，趙冬就進入了躺平狀態(tài)，他認為自己這輩子會一直做一個快樂中產。

但從2020年底，他所在公司開始走下坡路，國內同類業(yè)務的公司，不斷到海外擴張，擠壓了他們的業(yè)務空間。“公司訂單越來越少，2021年下半年，一個訂單都沒有。”趙冬說，他們的工資降了30%，但所有人也都在等待轉機，他們相信會有轉機。

但轉機沒有出現。2022年春節(jié)過后，老板通知全員解散，復工時間不詳。

趙冬不敢相信自己就這樣失業(yè)了。由于手頭有些存款，剛開始的幾個月，他沒太著急。但時間一長，他的安全感越來越低——他急需一份新工作，改變這種狀態(tài)。

同樣因為35歲的門檻，他被多家公司攔在門外。

2022年4月，在朋友推薦下，趙冬到當地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市場部當起了銷售。銷售的工作并不復雜，無非是通過各種辦法，讓別人購買自家公司的產品。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趙冬幾乎每晚都泡在酒場上。他的車子后備箱，永遠放著茅臺酒和中華煙。除了陪酒外，他還得經常替甲方負責人去幼兒園接送孩子、到醫(yī)院照看甲方家的老人，甚至甲方家需要換個馬桶，也是趙冬跑前跑后。

妻子受不了了，說他“越來越像個狗奴才”，并要求他再次換工作。2022年7月，和妻子一次劇烈的爭吵過后，趙冬離開了那家公司。從那之后，他再也沒去任何公司上過班——簡歷也投啦，但連個意向電話都沒接到過。

因為此前應酬太多，他的體重從70公斤，變成了當下的85公斤。他疏于打理頭發(fā)，坐在沙發(fā)上，肚子微微隆起。妻子說他一天比一天邋遢，“以前可不這樣，不穿正裝不出門，頭發(fā)一絲不茍，還每天跑步。”雙方父母也忍不住嘮叨，“一個大男人，天天在家里干嗎?”

最終，趙冬決定開著自家的SUV去跑網約車。而當他完成注冊，正式跑車后才發(fā)現，這是一份性價比極低的工作——自己每天賺的錢，剛剛夠給車子加油。

正當他準備再投簡歷找工作時，很多地方都因疫情靜默了，連小區(qū)都出不去。

封控在家的趙冬，總算有了個不工作的正當理由。

再后來，妻子看到一則外賣騎手的招聘廣告，建議他去看看。“以前做外貿，現在做外賣，也行。”趙冬自嘲，他隨即按照廣告上留的電話聯系了對方。這個崗位沒有年齡限制，對方只要求有一輛電動車。

外賣公司很快給趙冬辦了出門證，他正式上崗了。彼時因為很多人出不了門，所需物資全靠外賣，每天訂單特別多。“沒什么人催送達時間，能送到就可以。”趙冬說，他每天早上7點跑單，到晚上10點，日夜不停。一天下來，能掙好幾百，有一天甚至掙了1000多元。

這樣的“好日子”在防疫政策放開后就到頭了。他有時一天100元都掙不到。2023年春節(jié)，他思考許久后，決定放棄送外賣，“我擔心，越跑外賣，越找不到其他工作，格局就是送外賣了。”

最近幾個月，在人才市場，趙冬常常遇到他的同齡人。其中一個剛被地產公司裁掉的HR告訴趙冬，自己曾親手刷掉過很多超過35周歲應聘者的簡歷。“我記得他說，在很多HR眼中，超過35周歲的人，工作熱情和精力都在下降。”

趙冬不以為然，“這個年齡的人，經驗和能力都很成熟，家庭壓力只會倒逼他們更努力。”

來自體制內的年齡焦慮

但毫無疑問，趙冬的說法在職場上很難被認可——不光企業(yè)不接受，體制內也同樣會將35歲作為準入門檻。前者甚至被看作是對后者的效仿。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提到，“由于在一些機關單位的錄取中，存在不要超過35歲的用人標準，也會導致有的企業(yè)有意無意地效仿”。

35歲的姜超，就被這條“死線”卡住了。

姜超是縣人大的公務員，“上岸”那年，他26歲。工作第二年，他結了婚，妻子是在編高中教師，在省會城市上班，兩人相隔80多公里。大多情況下，姜超只能周末回家，連續(xù)加班的話，一兩個月才能回家一趟。有了孩子后，這種兩地生活格外難熬。

妻子和姜超商量，想讓他調回市里。“但這個想法太天真了，根本沒可能。”姜超說，他甚至連借調都不可能。2021年，33歲那年，姜超決定參加公務員遴選。

遴選，是上級機關從基層機關選人，屬于公務員隊伍內部交流。想要參加遴選的人，必須是編制內人員。和編制外職場一樣，大多地方機關單位，要求遴選人員不能超過35周歲。

2021年9月底，當地發(fā)布遴選公告時，對于年齡的要求是，“一般在35周歲以下(1985年10月以后出生)”。

姜超彼時還沒有超齡。10月上旬，他趕緊報了名。

遴選也有考試，分為筆試和面試兩種。筆試主要考政策理論水平、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等綜合素質，滿分100分，筆試成績占總成績40%。后期面試滿分也是100分，占總成績60%。由于幾乎沒復習，10月底筆試成績下來后，姜超沒有通過。

如此一來，他只能再戰(zhàn)一年。

2022年，當地對年齡要求還是“35周歲以下(1986年10月以后出生)”。遺憾的是，姜超這次筆試成績過了，面試卻沒過。

第二次遴選失敗，意味著他沒機會了——按照以往對年齡的要求，當地公務員遴選，大概率仍要限制在35周歲以下(1987年10月以后出生)，姜超生于1987年2月份。

被“35歲”卡住遴選的，遠不止姜超一人。

去年，山東一名超過遴選年齡的鄉(xiāng)鎮(zhèn)公務員，曾就這個問題向上級領導反映過，得到的答復是，“會認真研究。”同樣在2022年，河南商丘一位基層公務員，也向組織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組織部門表示，“在今后工作中，會不斷落實此問題。”

有關“35周歲”就業(yè)年齡歧視問題，記者除了咨詢了多家公司HR，還詢問了幾個地方的組織部門，出現頻率最高的答案是，“一直都是這么做的”。

山東某市委組織部一官員給出的解釋相對詳細，“1994年，中央國家機關首次招考公務員時，對報考者的年齡，規(guī)定成35歲以下。”自此，不管國考、省考，還是國企、教師等，只要帶編制的考試，紛紛將年齡卡在35歲以下，以至于各個私營企業(yè)也照此執(zhí)行。

“其實，就現在的情況來看，35歲原則，不太適用了。”這位組織部官員說。

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fā)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2》顯示，2001年至2020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4年上升到了10.7年，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5.3歲上升到了39歲。

或許正是基于這些現實考慮，目前已有多個省份，放開了招錄公務員的年齡。

就姜超參加的公務員遴選而言，也有不少省份在年齡問題上有所松動。比如2022年，四川省直機關在公務員遴選時，對年齡要求是“一般為40周歲以下，部分職位可放寬到45周歲以下”;去年，湖南省省直機關遴選時，對年齡要求也是“一般在40周歲以下”。

“如果我們這里放寬到40周歲，我就還有機會。”但姜超又覺得，“這似乎很難。”

他有了辭職的打算。上過招聘網站后，又退卻了——很多編制外的崗位也限制在35周歲。如果離開體制到社會上就業(yè)，可能面臨更大的年齡困境。

失業(yè)許久的趙冬，最近倒是接到了一家外貿公司的面試電話。對方不介意他的年齡，給他的崗位是“駐外外貿業(yè)務員”。工作地點：埃塞俄比亞。

如果接受，意味著他和家人要無限期異地分居;如果不接受，他則會繼續(xù)被擋在35歲的“就業(yè)玻璃門”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