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一周年之際，中方發表《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這份被稱為“中國和平方案”的文件，引發各方關注與回應。

近日，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正在中國訪問;作為普京為數不多的親密盟友此時訪華，外界自然關注中方是否會與盧卡申科總統談及如何推動普京實現烏克蘭和平一事。

如今，戰爭長期化基本已成共識。盡管各方目前都有實力與意愿繼續戰爭，但在漫長的消耗戰中，各方的臨界底線是什么?尤其是2024年俄美都將面臨總統大選，這一最重要的政治議程會如何作用于戰爭?

同時，國際高度關注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表態與動作，其中不乏歐美主流媒體借中俄關系友好來有意無意地曲解中方立場、或進行輿論綁架，如何權衡這場戰爭的外溢效應對中國帶來的利弊?當下，美俄中歐四方互動，又將呈現出哪些形式?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趙隆對此作出詳細解讀。

觀察者網：趙老師，您好。首先，簡單談談對過去這一年的戰爭情勢的總體感受。對戰爭緣起的探討非常多了，現在的問題是戰爭到了今天，進入消耗戰階段，但烏克蘭背后有北約，俄羅斯則是在受到制裁和道德壓力的狀態下打仗，所以首要問題是雙方是否具備繼續僵持下去的實力和意愿?打破僵局或者說雙方可能的臨界底線是什么?

趙隆：俄烏戰爭已經整整一年了，從今天來看，其整體走勢超出各方預期，既沒有出現一方速勝，也沒有出現一方被擊垮。所以，如果做一個綜合評估的話，我覺得是各有得失，而且相關得失要從更廣的維度、更長的時段來分析。

比如，總體上，無論是俄羅斯、烏克蘭還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沒能完全實現既定目標。俄羅斯沒有實現所謂對烏克蘭去納粹化、非軍事化的目標，但是它借助戰爭、“入俄公投”完成了實控區的拓展。烏克蘭沒能在戰場上擊敗俄羅斯，但它實現了政治身份的歐洲化、安全能力的北約化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統一化。

美國、北約乃至整個西方沒能通過制裁擊垮俄羅斯、或使其內部出現政治動蕩經濟崩潰，但也把俄羅斯拖入消耗戰，并且完成了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重塑，以及實現了北約歷史性的機制化升級。

到了消耗戰這個階段，各方是否具備持續僵持下去的實力和意愿，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特別是在意志力方面，應該說不存在單方面妥協或退讓的空間。按照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最近的國情咨文中的說法，這場行動關乎俄羅斯的生死存亡;如果不堅持下去，就目前其國內的輿論造勢，俄將會被西方徹底擊垮，甚至分裂。從這點上講，俄羅斯當然要堅持下去。

何況，俄羅斯將2023年度的國防與安全預算提高至超過9萬億盧布，占政府總預算的32%;換句話說，將近1/3的政府預算，要用于國防與安全，其中很大一筆是軍事開支，所以對俄羅斯而言，是無法承受戰場上的失敗。

烏克蘭自開戰以來，扮演著近似“歐洲之盾”的角色，澤連斯基展示出來的所謂“正義守衛者”形象，都是基于他要持續戰斗、不能認輸、最終取勝條件之上。而且，在領土問題上，澤連斯基沒有一絲作出讓步的空間，因為這關系到他本人無論是對內、還是對西方的執政合法性問題。

而對美歐而言，此前比較擔憂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以及難民危機，實際上并未對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戰略協作造成過多障礙，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所以目前美歐之間的戰略協調比較好。特別是在對烏援助方面，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風險均攤，因此他們持續援助的意愿更加強烈，而來自其內部社會層面的一些壓力或障礙也能夠克服。

那么，戰爭僵局的臨界點到底是什么，我覺得主要還是各方的內部因素。俄羅斯的潛力當然是占優的，而且它是非本土作戰，所以政策調整的空間比較大。但不能忽略的是，美歐對俄羅斯能源的限價措施，確實導致俄羅斯的經濟自我造血功能遭受重大打擊。全球能源價格回歸至沖突爆發前的水平，在財政壓力陡增的情況下，俄羅斯如何繼續保持普通民眾與戰爭之間的距離感，難度顯然增大。如果這個距離感把控不好，可能會使得內部出現反對聲音。

烏克蘭面臨的主要遠慮是“外部輸血”模式的維持，因為目前烏整個經濟和國家運行的機制已經被破壞，完全依靠美歐通過援助形式的“外部輸血”。美歐雖然對烏克蘭做出沒有時間限制的“輸血”承諾，但烏克蘭的可動員兵力總數是有限的，而北約堅持不親自下場、不會派一兵一卒到烏克蘭。所以美歐及北約的援助可以滿足烏克蘭在經濟、軍事上的需要，但無法解決其人力資源的短板，顯然這就是它的臨界點。

但對美歐而言，更多的是跟他們內部的政治進程相關。我們知道，美國明年將面臨總統大選，不少歐洲國家也面臨選舉壓力，反對黨和在野黨可能將援助烏克蘭的這個“無底洞”作為工具進行政治斗爭，掀起這些國家內部的黨派間斗爭，從而可能影響他們對烏政策的成效。

當地時間2月27日，美國財長耶倫訪問烏克蘭，與澤連斯基舉行會談，并宣布12.5億美元援助。圖自路透社

觀察者網：現在外界討論最多、最關心的無疑是戰爭將怎么發展?如果停火談判，前提是什么?此前各方都釋出過談判方案，但問題是怎么坐到桌子前，誰來搭臺唱戲?如果繼續對峙，又會呈現什么局面?

趙隆：當前，各方對停火談判的前提或談判方案的想法，是非常不一致的。

美歐對于停火談判的前提，是從戰略意愿和行動能力上徹底瓦解俄羅斯再次發起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為什么要讓俄羅斯承受戰略性失敗?就是要讓普京認識到，不可能再通過相同理由、方式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任何國家采取行動。而這種瓦解，是從政治層面和物質層面同步進行的。這也是美國和歐洲、特別是美國，希望借助烏克蘭來消耗俄羅斯的主要訴求。

對于烏克蘭而言，它的談判前提其實是在不斷變化的，但我想它的底線是要退回戰前狀態，也就是俄羅斯軍隊要完全退回2月24號之前的狀態，甚至退回1991年邊境線的理想狀態，從而徹底解決克里米亞問題。

俄羅斯最好的方案，就是在戰場上再取得進展，實現對四個所謂“公投入俄”地區的實際控制，然后再進行談判。最底線要求，可能是不將克里米亞納入談判議程，同時保留對于頓巴斯地區——即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完全控制，而對赫爾松和扎布羅熱，可能會要求實現獨立自治。

至于如何恢復談判，我覺得現在最關鍵的就是要打破戰力平衡。現在戰場上還是處于互有攻守的平衡狀態，首先要打破這個狀態，其中一方形成比較明顯的軍事優勢，才可能有談判機會。還有一個前提是，當事雙方和第三方，也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美歐，其中任何一方在消耗戰中敗下陣來，其國內的經濟運行狀況、軍事裝備制造能力、包括兵員補充無法滿足消耗戰需要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恢復談判。

未來談判可能會在第三方進行，類似于此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談判，但是主導或促成談判的關鍵第三方，顯然不是舉行談判的所在國，而是由美國的意愿所決定。

其實，只要美歐、特別是美國愿意促成談判，并在援助問題上對烏克蘭施壓，要求其展開談判的話，實現對話的可能性會顯著增加。但目前來看，美國沒有這樣的動力，也缺乏相關意愿。

觀察者網：戰爭長期化勢必對當事雙方帶來重大影響，俄方的最大問題，無疑是內部政局是否變動，因為2024年是俄羅斯大選年，選舉因素會如何提前作用于這一年的俄烏局勢?如果出現變化，哪怕極其微妙，會如何作用于戰爭?另一方面，其內部社會壓力，比如制裁下的經濟衰退、軍事動員的反彈、反對派勢頭上升等，是否會以某種形式爆發出來，動搖現在看似平靜的俄羅斯社會?

趙隆：對俄羅斯而言，內政問題的確非常關鍵。明年是俄羅斯的大選年，最近普京在國情咨文中已經明確表示大選將按照法律程序進行，也就是說不太可能出現因戰時狀態而延期選舉的情況。

至少從目前來看，普京如果希望再度參選、甚至勝選，那么俄軍必須要獲得階段性的軍事成果，尤其是具有宣傳意義的戰果，這是他最迫切需要的。

當然還有另一個極端，就是俄羅斯因戰時升級而陷入到整體性的國家安全危機，或者本土遭遇重大打擊等等，這也可能是他再度參選的重要條件。

當下俄羅斯的社會壓力顯然與開戰初期不同，目前其內部對于這場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以及可行性形成了高度共識。包括政治精英階層也都認為，反納粹、反霸權、反壓迫的戰斗必須要勝利，俄羅斯必然在對外關系上進入斷裂式的轉折期。

所以，俄羅斯真正的社會壓力并不在此，而可能是來自于下一階段財政捉襟見肘，導致社會支出減少，再進一步傳導到物價上漲、失業率上升。從去年的經濟數據來看，俄羅斯承受住了經濟打擊，沒有形成巨大動蕩，但今年來看，恐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就是會不會出現第二輪軍事動員，如果出現的話，也有可能引起內部反彈。

歸根結底，如何保持民眾與這場戰爭的距離感，這是俄羅斯內部最大的壓力。

相對的，澤連斯基對于戰爭長期化的利弊權衡，考慮更多的是實現烏克蘭成為歐洲一部分的長期目標，這個愿景包含政治、經濟、安全、軍事等多個維度。

雖然澤連斯基不希望因沖突延續對烏克蘭造成更大的破壞程度和經濟壓力，但在其看來只要擊敗俄羅斯，或是讓俄羅斯在戰略上承受失敗，這些問題在長期的戰后重建過程中，隨著美歐介入和支持都會迎刃而解。而如果要在某種情況下需要接納領土丟失的事實，就需要爭取更多的西方的補償，而這種補償是以完全融入西方體系作為評判標準。

所以，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熱情不會消亡，反而會隨著戰爭長期化而不斷上漲，特別是俄羅斯對其能源基礎設施的打擊進一步加大，民間社會的反俄情緒也更加深厚。

烏克蘭國內不太理想的政治生態，特別是腐敗問題是短期內很難改變的頑疾。它在烏克蘭長期存在，戰前就是如此，這跟它整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關。但是在戰時狀態下，這種政治斗爭不會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也不會掀起大的波浪。因為澤連斯基目前在烏克蘭國內塑造起來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存在所謂政治斗爭的壓力或不穩定。

至于最近掀起的新一輪貪腐，更像是對美國、歐洲的交代，確保美歐援助不會中飽私囊、不會打水漂，因此需要做出這樣的規定動作。但我也不認為這種動作能徹底解決政府長期以來存在的貪腐問題，更何況這也不是現在優先的處理事項。

觀察者網：當然美國本身可能也是一個變量，2024年美國大選，兩黨勢必也會在俄烏問題上做文章，可能會影響體現在哪些層面?

趙隆：美國2024大選當然是重要變量。如果烏克蘭危機還是以當前這種接近于僵局的狀態保持到明年中下旬，接近美國大選時間點的話，到了選舉白熱化階段，拜登政府將面臨巨大壓力，很顯然共和黨會拿此做文章，攻擊拜登及民主黨，從而將美國帶入國內政治消耗戰。這可能集中在美國對烏援助缺乏監管、未能避免烏克蘭危機的持久化，以此質疑拜登的執政能力。

所以，我想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拜登的利益訴求不見得完全要將沖突無止境地延長下去。在政治斗爭的關鍵節點，他也需要階段性成果來證實自己采取的政策是有效的。

因此，對俄、烏、美等各方而言，今年都將成為決定烏克蘭危機最終場景的關鍵之年，各方都需要爭取有意義的成果，作為未來談判的籌碼。

觀察者網：那么對中國來說，如何評價俄烏戰爭進行至今對中國的利弊?中國現在夾在中間或是被西方輿論綁在“俄盟友”的位子上，怎么才能轉變這種情勢?

趙隆：個人看來，烏克蘭危機對中國當然是弊大于利，對大國關系和全球伙伴關系建設造成不確定性;危機導致的政治、安全、經濟和能源領域的負面外溢效應，對中國這樣一個全球貿易大國而言也是不利的。沖突持久化、擴大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持續增強。

至于所謂“夾在中間”或者被西方輿論綁架，這一點需要看到，中俄都認為當前國際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完善之處，這是有共識的，但也存在解決方式上的差異。中國強調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爐灶。但俄羅斯顯然在戰前就已經產生沖動，希望對整個國際體系、國際秩序進行“顛覆性”的重構;而在這場沖突之后，恐怕這種意愿會更加強烈，寄希望于徹底瓦解當前的國際秩序。

所以，中俄的戰略協作基于雙方共識，而不是就某一方的意愿或解決方式來進行，其主要方向是避免整個世界從本來的發展議程主導轉向安全議程的主導，從原本的“南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互動，變成東西方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我覺得，這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價值導向。

觀察者網：近期，俄羅斯專家弗拉基米爾·普里亞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三角關系中三個伙伴的互動規則——弱者應該始終得到支持——在這個整體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俄羅斯作為較弱的一方，應得到支持。”雖然作簡單的歷史比較并不合適，但這個觀點令人聯想到冷戰時美蘇中關系的變化，當時中國是最弱一方，美中走近，對蘇聯產生了一定影響，現在會重現類似情況嗎?

趙隆：其實，我一直不贊同把現在的中美俄關系跟冷戰時期的中美蘇關系，進行戰略三角的類比。現在是完全不同的一種狀態，因為中俄之間不存在同盟關系，也沒有意愿結為同盟，所以不存在對外的“非敵即友”式的同盟邏輯，當然也就不存在因為外部離間而出現分化的基礎。

我還是認為，今天的大國關系或整個國際政治，不是中美俄的三方互動，而是中美俄歐作為世界主要力量的四方互動。這種互動不是三角形，它存在多組雙邊關系，是平行發展的。

所以，中俄關系到底好不好，它與中美關系、美俄關系、中歐關系、俄歐關系之間，并不存在非常直接的聯動性。無論是從這種大三角的邏輯去策動比如“聯俄抗中”、或要求中國在對俄關系和對西方關系中作“命運抉擇”，我覺得都不具備可行性。

觀察者網：結合最近消息來看，王毅主任訪問歐洲并出席慕安會，隨即到訪俄羅斯，并在俄烏沖突一周年之際發表了一份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強調勸和促談。外界對中方的這一系列行動也有諸多解讀。那么，我們對中國當前的表態與行動應如何理解?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態度或積極性會發生變化?

趙隆：近期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國有兩個重要動作，一是發表“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另一個是發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兩份文件明確了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有助于打消此前外界對中國的質疑——所謂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扮演“旁觀者”“騎墻派”，甚至從中“漁利”等謬論。

其實，中方發布的兩個文件都強調，不應簡單化地看待安全問題，也不應按照自我安全的訴求一意孤行、完全無視其他國家的安全訴求。更重要的是，中國以此表明態度，那就是堅決反對烏克蘭危機的擴大化升級，特別是反對陷入核戰爭或使用生化武器，這是我們的根本立場。

因此，這兩份文件中的有些東西是針對美歐說的，有些是針對烏克蘭方面說的，有些則是針對俄羅斯說的。它是一份綜合性文件，代表了我們從沖突爆發首日以來一以貫之的立場，包括要根據是非曲折來勸和促談，而不是激化矛盾、不是延續沖突等，這些都在文件中有所反映。

觀察者網：有意思的是，幾乎差不多時間，拜登突訪基輔，作為美國總統在這個時間點直接訪問戰爭中的一方，相較此前在背后軍援烏克蘭來說，是不是一種突破?當然，更有意思的是，輿論也在有意關聯或炒作中美分別到訪俄烏，從而使外界產生一種中美對峙的印象，您怎么看?

趙隆：拜登突訪基輔以及在波蘭的講話，和普京發表國情咨文，在時間上有針鋒相對的意味。這當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宣傳的需要，毫不意外。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美俄之間仍保留著內部默契，他們之間的底線意識甚至強過俄羅斯跟烏克蘭、俄羅斯跟歐洲。

為什么這么講?現在已經有消息透露出來，拜登在訪問基輔之前是提前知會俄方關于這次訪問的事情，為的就是避免造成戰略誤判，從而引發更大沖突。據說，俄羅斯在拜登訪問基輔期間進行了“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而在試射前也通過相關渠道知會美國。

可見，俄美雙方在極力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戰略誤判的事件發生，而且這種危機管控的渠道、熱線沒有中斷，這是一個好消息。我認為美國的態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它不能允許這場危機擴散到烏克蘭的地理邊界之外，不允許北約國家成為沖突的直接當事方，也不會派一兵一卒進入烏克蘭跟俄羅斯直接交戰，更重要的是不會允許這場戰爭演變為世界大戰，甚至核戰爭。

在這個問題上，俄美雙方的共識不是在減弱，而是不斷增強。因為在局勢越發緊張，擦槍走火越容易出現的情況下，反倒使俄美相互之間對于不打破底線、維持戰略默契的共識更為強烈。

當然，中國代表團此時訪問俄羅斯引發西方輿論的惡意炒作，特別是炒作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這種手法其實已經見怪不怪。

但需要強調，中俄關系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發展中俄關系或加強戰略協調高層的訪問等等，是由中俄作為相互最大的鄰國所共享的地緣環境、肩負的國際責任、以及發展的互補性和各自比較優勢所決定的。這些因素本身，不會受到外界地緣政治問題的直接影響。

同樣，中俄關系的發展，并不會因為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所謂警告約束，就會停滯下來。中俄關系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軌跡，完全是基于本國利益和雙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協調，不能有意無意將其曲解為“反西方”的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