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夜，上海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上海文藝出版社等主辦的“胡歌、馬伊琍、陳龍一起跨年”現場活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行。電視劇《繁花》的幾位演員，走出電視劇，走入遠讀閱劇場。他們帶著《繁花》，同讀者、觀眾一道，走出2023年，走入2024年。

在演員座談環節，兼任主持人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作家毛尖貢獻了不少金句，她笑說：“看到胡歌都有種‘民族自豪感’了，一看他就覺得‘風調雨順’。大家還能想象第二個人演‘阿寶’嗎?”全場高呼：不能。頓時將現場氣氛炒熱了。

寶總和三位女性到底啥關系

毛尖問到在劇中“阿寶”與“寶總”之間微妙的差別，胡歌表示，區別阿寶和寶總，除了發型、服裝上的區分，更有強烈的時代印記。阿寶身上是野蠻生長，自由無畏，對未來無限憧憬;寶總身上的東西，則更復雜。

“有人說：那個年代的上海是杯‘雞尾酒’，底層是八十年代的質樸，上層則已經有經濟騰飛的浮華感。這個說法在阿寶身上也成立，但不管他是阿寶還是寶總，他身上永遠有阿寶的底色。”

胡歌認為他和阿寶最大的相似點是“爭一口氣”：“我和阿寶一樣，別人越說我不行，我越要爭口氣;人家說我好，我反而受不了。”

毛尖又向飾演夜東京老板娘玲子的馬伊琍提出一個問題，《繁花》劇版中，三個女性與寶總的關系，都呈現出一種“義氣”，而過往王家衛則是公認的表現女性情欲的高手。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馬伊琍沉吟后道：“寶總和玲子首先是合作股東的關系，所以‘義氣’在前面。你說王導是情欲高手，正好他很多作品中的情感都是‘求而不得’，‘求而不得’才會放不下，才有回味的空間。寶總和三個女性都是這樣：克制，復雜，得不到，曖昧，才會左思量右思量。”

這份與三位女性的“思量”放到胡歌面前，他笑道：“我在拍攝中也無數次問導演，我到底會跟誰在一起?我也很惶恐，不知道怎么演。直到有一次，我看到英格麗·褒曼的采訪，她也曾遇到過同樣的問題：我到底更愛誰?”結果，導演給英格麗·褒曼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結局會往哪里發展。

胡歌認為，正是因為“不知道”，讓英格麗·褒曼在那部電影的表演中，與兩位男性角色交流時的眼神，都充滿曖昧的不確定性，你看不出她的心更傾向于誰。“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成就了這部電影，所以，我也在表演中這樣演的。”

三四十條NG，在王家衛這里排不到前十名

談到和王家衛的合作，胡歌笑稱，一開始還經常聽不到導演講戲，“他導戲聲音很小，后來我們都習慣了湊過去靠特別近聽他講戲。”

而馬伊琍則分享了一次讓她NG到十分受挫的體驗。某次補一個鏡頭，她先用自己的演法拍了六七條，王家衛突然提出：你換種感覺演。可這種演法卻讓馬伊琍心里存疑，她帶著這種疑問，從夜里十一點到凌晨兩點多，反反復復穿著高跟鞋，爬上凳子換一個燈泡，拍了三四十條，王家衛一直不滿意，說：在你眼睛里我看不到那個“空”的東西。最后，王家衛說：“好了，今天就到這里吧，你不要較勁了。”

這讓馬伊琍甚至開始自我懷疑了：這個NG次數，這個導演反應，在她過往職業生涯中是沒有的。可王家衛反而勸她：“三四十條，在我這里連NG前十名都沒進哦，前十名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呀!”

當晚，馬伊琍都沒睡著，翻來覆去，終于想明白了，“我覺得，是我內心并不接受他的表演方式，才會做不到。”理解問題在哪了，第二天，僅僅五六條就通過了。馬伊琍感慨：“他很能發現演員身上，可能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東西。”

另一位現場主持人，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則分享了另一則拍攝趣聞。《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有客串該劇。說的是，爺叔已經去世許久，阿寶故地重游，在此地遇到了金宇澄。

當天，胡歌一個面部特寫，王家衛拍了四十多條，一直拍到了夜里兩點多，二人投入其中，完全把旁邊的金宇澄忘了。

金宇澄實在熬不住了，在第42條時開口了：“導演，這次可以了。”胡歌和王家衛同時轉過來問他：“為什么?”金宇澄十分篤定地表示，剛剛那條胡歌的那個表情，那個嘴角的線條，都體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他此刻想的不是兄弟，不是女人，而是爺叔。不知道王家衛是不是被說服了，果然又拍了一條，這場戲就過了。

三位演員一致提到了王家衛“威脅”他們的一句話——“演得不好我會剪掉”，這促使他們在劇組中“卷”了起來。

馬伊琍挺實在，表示：“我覺得我演得都挺好，但不知道導演會不會剪掉，說真的，我全程只想演到‘導演不能剪掉’。”陳龍笑著說：“被導演‘虐’是種幸福。”

而胡歌則已經在現場摸索出了只聽“卡”這個字，就知道王家衛滿不滿意的能力，甚至在現場繪聲繪色地模仿了滿意和不滿意的“卡”的不同。

三位演員都是老相識了，在講座上狀態自然放松，一聽這描述，三人誰要強誰憨厚誰鬼精，簡直一覽無遺。

1990年代什么樣

李偉長還問到了三位演員對于九十年代的經驗和記憶。馬伊琍談自己小時候見過的一些黃河路上的老板娘，非常能干：“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她店里工作，一個人撐起一個家，一個人活成了一支隊伍。”

陳龍則提到他外婆曾經就住在進賢路那一帶，小時候的弄堂菜場，都無比熟悉。媽媽帶他去飯館吃飯，兩塊大排都讓給他吃，那時一個西瓜貴，就買切開的一片，走在回家的路上吃，“《繁花》真的把我拉回了那個時代。”

胡歌則動情表示，在《繁花》拍攝過程中，他越來越理解父親。“九十年代我在上小學，我記得，父親的一些朋友們經常來家里，聊的都是大買賣，但從沒見他賺到錢，幸運的是也沒虧錢。”

《繁花》劇里，小寧波嚷嚷著要跳黃浦江，結果分不清黃浦江蘇州河，跳了蘇州河;寶總跳下去救人，反而被小寧波救了。一場讓觀眾們捧腹大笑的戲，當初剛拍完，在監視器前看回放，胡歌卻是感動極了。

“王導習慣，看回放要放音樂的，那天他放的是《美國往事》的音樂，我看的時候就特別感動，想到我父親。”他說，“以前覺得我父親說的那些跟他朋友的故事，很荒唐，很好笑，我根本不信。但那一刻我信了，我想，我沒經歷過，不代表它們不存在。”

胡歌表示，《繁花》補充了他對父母年輕歲月的拼圖，而不再僅僅是兒時講述中的只言片語。“以前經常有媒體問我‘為什么接《繁花》’，我想，是因為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在《繁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