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贍養糾紛中

原告是93歲的錢阿婆

被告則是她的三個子女

也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

另一起糾紛中

82歲的程阿婆

將老房征收的700多萬元

補償款中的一半多

也就是400多萬元給了小兒子

200多萬元給了大兒子

各分兩個女兒50多萬元

最后，老母親自己無錢養老

靜安區是目前上海老齡化程度最深的區之一，重陽節到來前夕，靜安法院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該院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審理的112件贍養民事案件糾紛中，原告年齡為60周歲以下的案件為7件，原告年齡為60-69周歲的案件為20件，原告年齡為70-79周歲的案件為27件，原告年齡為80-89周歲的案件為38件，原告年齡為90周歲以上的案件為20件，年齡最大的原告為101周歲。

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涉訴主體高齡化趨勢明顯，原告年齡在80周歲以上的案件超過五成，90周歲以上高齡老人的涉案量與60-69周歲的低齡老人涉案量相當。進一步剖析就會發現，這些案件的背后是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子女為何不愿支付父母的贍養費?都市“打工人”越發忙碌的當下，老人的精神需求如何滿足?隨著上海人均壽命提高，“老養老”現象將愈加普遍，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老人處置財產時“偏心”使自己陷入困局

老人選擇到法院打官司，一個重要原因是要求子女支付，或支付更多贍養費。尤其是隨著年歲增長，老人基礎性疾病增多，醫療費、護理費等各類看病就醫的必要開銷較大，他們除養老金、退休工資、政府補貼或者社保之外往往無法獲得其他收入，一旦產生額外開銷就只能向子女開口，協商不成，只能訴至法院。

不過，在靜安法院看來，在105起涉老贍養糾紛中，原被告雙方之間除了贍養費是否給付或者給付數額多少意見不一之外，往往還存在著更深的矛盾，比如多個子女之間平時就存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形成通常并非一事之過。

2021年，82歲的程阿婆將老房征收補償款中的一半多給了小兒子，200多萬元給了大兒子，兩個女兒各分50多萬元，想著輪流在四子女家中居住養老。

但程阿婆在大兒子和一個女兒家輪流居住兩月后，便因生活細節與子女家庭產生矛盾，無奈之下從2021年開始便住在小兒子家。然而，因為經濟糾紛，小兒子的房屋被拍賣、背負了外債，現與程阿婆在外租房居住，亦無力承擔租金。

大兒子和兩個女兒表示程阿婆一直私自貼補小兒子，拒絕承擔贍養責任。程阿婆對當初分配動遷款一事十分后悔，希望子女能念在拿到動遷款的份上支付贍養費且常看望自己。

本案經調解，最終形成的調解方案為：各子女均給付程阿婆贍養費每月800元。調解后，法院仍持續監督子女贍養費的履行，并指導子女經常看望程阿婆，合力營造良好和諧的家庭氛圍。

靜安法院指出，本案系因老齡父母提前處置大額財產分給子女造成無力養老的典型案例。實踐中，很多老人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想提前將財產處置分配給各子女，但沒有訂立書面協議，造成日后因家庭矛盾等問題自己沒有經濟能力養老的困境。或因財產分配在各子女之間不均衡，或因父母對各子女關系親疏遠近等均容易產生家庭矛盾，既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間，亦存在于各兄弟姐妹之間，矛盾糾葛日積月累，容易造成難以化解的贍養糾紛。法院仔細查明雙方矛盾根源，并使母親意識到“未能一碗水端平”給子女間造成的矛盾，同時細查了各子女實際經濟狀況，讓子女放下恩怨，實際解決程阿婆困難。

“老養老”矛盾突出如何平衡成難點

錢阿婆遇到的則是一起典型的“老養老”糾紛。

在靜安法院審理的全部112起贍養糾紛案件中，被告也是年齡在60周歲以上老人的案件為39件，占比已超過30%。和一般的贍養糾紛相比，由于這些案件中的被告也是老年人，自己往往面臨著看病、子女無力贍養、需要照管孫輩等問題，有些甚至需要他人照顧日常生活。面對“老養老”矛盾，法院在審理時必須更加注重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訴求。

93歲的錢阿婆育有4名子女，其中一子已過世，其余三名子女均已年過六旬。當初老房動遷后，錢阿婆將分得的8.8萬元給小兒子用于購新房，并約定由小兒子負責她今后的一切費用。

此后，錢阿婆一直住在小兒子家，后因家庭矛盾于2022年入住護理院，因此產生了每月7000元的費用，而錢阿婆退休金每月約5000元。

因此，錢阿婆起訴至法院要求各子女支付贍養費。二兒子和女兒因為小兒子拿了錢、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不愿支付。錢阿婆亦對法官表示，希望子女給自己養老的同時，不想給子女帶來麻煩。

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當庭達成協議：小兒子給付錢阿婆贍養費每月900元，二兒子和女兒給付錢阿婆贍養費每月500元，各方對這個結果均表示滿意。

“我們審理的案件中，有的贍養義務人已經70多歲了，自身也患有基礎性疾病，對于被贍養人提出的種種贍養訴求，贍養義務人無論從主觀或客觀上均存在履行困難。”靜安法院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庭長姚軼捷說。

事實上，在靜安法院審理的涉老贍養糾紛案件中，原告僅僅訴請被告支付贍養費的案件占比并不大，往往將醫藥費、護理費、房屋租賃費等計入開銷來計算贍養費訴請的數額，這也導致有時訴請標的額和結案標的額之間差距很大。

“法院審理時會以滿足被贍養人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為前提，但不會苛責贍養義務人一定要滿足對方提出的全部要求，而是著重強調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贍養義務。”姚軼捷說，法院主要從其收入、家庭負擔能力、經濟條件等方面等情況綜合酌定。比如，一起案件中，經濟條件好的子女就多出點錢，條件一般的可以用勞務代替，平時多承擔照顧老人的責任等。

隨著上海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老養老”現象也將更加普遍，如何應對這個新問題，仍需全社會共同給出解答。

精神贍養成新型訴求但執行難度大

在錢阿婆案達成調解協議后，法官當場組織子女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共同溝通交流，還讓他們拍攝合影送至錢阿婆居住的護理院。這些做法只有一個目的：修復受損的親情關系。

這是法官在審理涉老贍養糾紛案件中總結出的一條經驗。在靜安法院審理的此類案件中，超過20%的原告提出了要求子女對其照顧、探望、護理等不同程度的精神贍養請求。在部分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經法官深入了解情況后，原告表示雖然提出贍養費的請求，但其最終訴訟目的在于要求子女對其精神贍養，希望子女常常陪伴在側，在感情和心理上能夠得到溫暖和愉悅，希望子女能夠陪同一起看病、旅游等。

92歲的張阿伯和90歲的李阿婆育有三個女兒，她們曾書面約定輪流照顧張阿伯和李阿婆，每次一個月。約定之后，兩個妹妹一直信守承諾，但大女兒表示其身體不好，家庭也存在矛盾和客觀困難，無法讓其父母到其家中居住養老，從未履行贍養義務。故張阿伯和李阿婆起訴要求大女兒向其支付自2022年9月的贍養費每月1000元，且每月探望兩次，每次不少于四個小時。

該案調解未果，后經靜安法院判決結案。就張阿伯和李阿婆要求大女兒支付贍養費一節，考慮到兩位老人退休金收入可完全負擔其醫療、生活支出，且仍有存款等，而大女兒的退休工資尚不足以支付其醫療、養老等費用，故對張阿伯和李阿婆的贍養費用要求，不予支持。就其要求大女兒探望，考慮到原告居住等具體實際情況與需求及被告自身情況等，法院最終判決，大女兒應每月探望張阿伯和李阿婆兩次，每次不少于四個小時。該判決之后，雙方均服判息訴。

“本案中，作為父母一方，明知無證據證明其現在的收入不足以支撐起日常的開銷，但依舊在訴請中要求贍養費。法官判斷，他們名為索要經濟贍養，實際訴請的是精神贍養。”靜安法院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副庭長白云說，因此在判決后，法院落實審執兼顧的判后保障措施。經回訪，大女兒對父母的探望情況履行積極，雙方關系亦得到修復。

早在2013年，“常回家看看”就被寫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標志著法律將履行孝道納入規制的范圍內。對于在訴請中提出履行探望義務的案件，法院也會在判決書中用固定的數字規定探望的頻率和次數，盡可能清晰地釋明“常回家看看”的含義。不過，靜安法院坦言，和支付贍養費相比，若當事人拒不履行精神贍養義務，法院執行起來難度很大。

一方面，“怎么算探望”“去探望了幾次”都無法考證。另一方面，子女面臨著生活、工作、照顧自己的兒女等多重壓力，客觀上確實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現象。因此若雙方矛盾難以緩和、時間規劃無法均衡，即使原告勝訴，探望義務的執行仍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修復親情是解決此類案件的關鍵和目的

在法官看來，單純的判決不一定能徹底解決涉老贍養費糾紛，但如果能夠修復老人與子女之間的親情關系，那么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相比于判決，調解在此類案件中有時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82歲的王阿婆與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因年老患病，經人民法院鑒定宣告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兒子擔任其監護人。2022年起王阿婆患有多種疾病，她的退休金等各項收入共計約7.8萬余元，日常消費支出共計近10萬余元，兒子墊付了缺口費用，但無力繼續墊付王阿婆日后的醫療費，女兒明確表示拒絕支付。故兒子作為王阿婆的代理人起訴女兒，要求其承擔2022年王阿婆的贍養費，贍養費計算的標準是該年度王阿婆退休金不足以支付醫療、生活、護理等日常費用的差額部分的一半。

靜安法院經審查認為，2022年該年度王阿婆因患病治療、護理、生活開銷等，其收入確實不足以維護其日常生活。經過人民法院仔細詢問老人的患病就醫情況，在確定老年病情需長期持續治療及產生相應費用的實際情況后，經調解，女兒同意向王阿婆支付該年贍養費的差額部分的一半，并在庭后與兒子約定，王阿婆日后的醫療費、護理等費用超出退休金部分均由兩人各半承擔，定期結算。

數據顯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靜安法院一審撤訴調解涉老贍養糾紛案件62件，占比接近60%，判決結案的僅占32件。一審上訴案件僅12件，上訴率僅為11.4%，并且近7年的數據顯示，二審中未有改判案件，反而二審中當事人依舊會采用調解或撤訴方式結案。

從以上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鑒于家事類贍養糾紛涉老案件的特殊性，調撤仍系主要結案方式，同時撤訴率還高于調解率，判決結案并不是主要的結案方式，還有極少數案件因原告死亡而終結。整體上案件上訴率較低，雙方當事人傾向通過一審解決糾紛，服判息訴效果凸顯。

為此，靜安法院一方面組織法官定期定點深入街道、社區參加普法活動，與銀發盾牌項目方合作，一起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詢解答，提前介入糾紛，爭取把贍養矛盾化解在家庭、社區，加強訴源治理，從源頭上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治理。另一方面針對贍養糾紛涉老案件引入家事調解員制度，融合發揮社區調解的親和力與人民法院調解的公信力，形成“1+1>2”的解紛合力，在老年人與子女之間建立起良好溝通的橋梁，保障調解結果的可行性和履行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