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經過40分鐘的法庭程序，“孫海洋尋子”案一審宣判。嫌疑人吳某龍因拐騙孫卓、符建濤，以拐騙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賠償孫家、符家各42萬元;嫌疑人吳某光以包庇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開庭前兩個小時，20多位尋親人士已在庭外等候。孫海洋出庭向他們通報判決結果時，現場一度出現情緒失控，尋子家長杜小華在聚集圈內暈倒，被抬到旁邊草坪。孫海洋哭泣著告訴大家“我盡力了”，之后表示要抗訴。

“拐了兩個孩子，家人辛苦尋找14年，人販子只被判了5年，我們都想不通。”現場的尋親者認為，拐騙罪和拐賣罪罪名不同，量刑差別很大，但行為本身對受害者家庭造成的傷害是一樣的，他們“感到一種分裂感”。

對此，律師周兆成從立法和司法角度，向封面新聞記者詳細解釋了兩個罪名的由來以及可能會調整的方向。

現場：

孫海洋通報宣判結果后拱手哭喊“我盡力了” 杜小華現場暈倒被抬走

10月13日中午1點，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門外一側的草坪上，20多位尋親者在這里聚集。此時，距離“孫海洋尋子案”開庭還有兩個小時。他們大部分人前一天已經趕到深圳，來見證孫海洋案的宣判。

在宣判的前一天，孫海洋在家里接受了十幾家媒體采訪。之后陸續接待了申軍良、杜小華等長期一起尋子的“難兄難弟”。過去的十多年，他們曾很多次出現在這樣的場合。他們預計著次日的宣判結果，商量著可能破局的方向，一直到深夜11點。

每個人胸前掛著一張尋人啟事牌，上邊記載著孩子生日、失蹤時間和地點，還有孩子們幼年照片，以及為數不多的外貌特征。頭上有兩個旋、皮膚比較黑、右耳后有月牙胎記、一個耳垂有缺失，諸如此類。在尋親父母的眼中，這是區別于其他孩子的明顯特征。“很不明顯嘛，其中一個旋就在額頭上邊，理短發就能看見。”

他們拿著手機開著直播，一旦有網友進入直播間，就不停地用話語填充每一秒時間，生怕屏幕另一端的網友隨時會滑走。

“哎呀，直播間里沒人。應該是被限流了。”“有兩百個觀眾了!感謝家人們!我們一起努力，希望天下無拐!”

還有一些年紀大的尋親者不會操作直播，他們默默舉著牌子，在不同直播間后邊駐足，希望被看到。

下午兩點半，孫海洋的車到達法院外，人群轟地全圍了上去。“吳某龍死刑!天下無拐!”的呼喊自發地匯聚起來。孫海洋在簇擁中說些什么，外圍的人根本聽不見，耳邊有那些呼喊聲在自顧自地宣泄著。

孫海洋被護送著進入法院，人們再次返回到草坪等待宣判結果。尋人啟事牌在路邊鋪滿，供來往的路人查看。

經過40分鐘的法庭程序，孫海洋和律師走出法院，在簇擁中艱難往草坪方向走。聽到“吳某龍被判5年，吳某光被判2年”的結果，人群中傳出哭聲和喊聲。

孫海洋表達著不服，杜小華在身后緊緊挽著他的胳膊，為他抵擋著前后左右擠過來的力量。孫海洋雙手舉過頭頂拱著，喊了兩聲“我盡力了”，人群里的喧嘩聲更大。

突然有人驚呼“杜爸暈倒了!不要踩到杜爸!不要踩到杜爸!”“不要圍太緊，給他留出空氣!”“掐人中!掐人中!”

尋親者：

廣東母親同一天3個孩子被拐 湖北11歲姐姐弄丟弟弟苦尋30年

十多家媒體陸續到達現場時，尋親者們迅速拎著手機和支架圍過去，詢問是哪家媒體，更關心著“粉絲量多不多”。每家媒體的機位后邊都排起了隊伍。

網名“尋找李家三姐妹”的尋親者找到記者，她說家里的三個孩子在同一天被人拐走，希望通過媒體傳播尋人信息。

這位媽媽介紹，她的女兒以及小叔子家的一兒一女，2001年11月在廣東省揭西縣南山鎮上埂村家門外同時被拐走。那天是她公公的頭七，大人們到城里買東西，奶奶和二姑在家，孩子在家門口玩耍，之后一起失蹤。“奶奶天天搬著凳子在村口望，一直自責生氣，兩年后就去世了。我今年已經50多歲了，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見到女兒。”

另一位媽媽介紹，她20歲的時候與丈夫在深圳打工，一對租住在隔壁的夫妻將她的孩子帶出去玩耍從此沒再回來。“孩子丟失后丈夫就離開了，這些年我所有的生活就是找孩子。”

現場還有幾位尋找親生父母的尋親者。來自湖北仙桃的李女士介紹，她的媽媽很早就去世，之后父親精神失常不知所蹤，11歲的她帶著7歲的弟弟靠撿垃圾生活。1993年的一個傍晚，兩人撿垃圾時鉆進一輛貨車的雨布下避雨，結果一覺醒來發現到了幾百公里外的荊門市京山縣。“記得是在三角洲電影院門口，一個弟弟哭喊著說餓，一個婆婆說帶她去買吃的，我就在原地等，結果弟弟就丟了。我已經找了30年。”

在這些家長的講述中，記者發現大部分的被拐事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作案：打工期間的租房鄰居、相處了幾個月或一兩年、非常熟悉卻不知道對方真實姓名和戶籍地址。

一些被拐事件，則是在一瞬間因照看疏忽，孩子在不遠處的視線外被帶走，自責伴隨了他們數十年。

他們大部分至今沒有接到過有效線索，唯一能做的是，血樣采集入庫，然后出現在不同的尋親、認親及開庭現場，希望通過曝光等待孩子回家。

律師：

拐騙罪、拐賣罪難以兩罪合一 建議對拐騙罪根據傷害程度提高量刑

尋親者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惑：拐騙和拐賣造成的傷害一樣，為何量刑差別這么大。

在此前的采訪和公開發言時，孫海洋和杜小華多次主張“拐騙就是拐賣，兩罪同罰”。14日，兩人以及孫海洋的代理律師各自發布視頻，他們重申了這個觀點，表示將進行抗訴。

對此，律師周兆成介紹，現行法律中的拐騙罪和拐賣罪，在犯罪手段方面有相同或者重疊，比如孫海洋案中，吳某龍多次以糖果誘騙孫卓，之后將其帶走，比如另一個被拐騙的小孩符建濤，吳某龍當時是本小區的保安，以“帶你去看小狗”的名義將其拐走。兩個未成年人，都是被成年人誘騙、控制，之后送給別人撫養。

“兩個罪名定罪區別，一方面是作案動機，一方面是實際上是否有金錢交易，要綜合考慮。”周兆成介紹，拐賣罪的作案動機是以牟利為目的，是沖著賣孩子去作案，即便最后因為賣不出去或者別的原因，孩子送給別人撫養或者自己撫養了，沒有實質性的金錢交易環節，也算作拐賣罪。反過來，如果確實只為了拐騙孩子撫養，但后來接受了好處費、感謝費，也視作拐賣。如果上述條件都沒有，只能認定為拐騙。

“警方會綜合調查他所有的情況和行為邏輯。很多人販子落網后會辯稱是拐騙不是拐賣，但你有前科，或者陸續拐了好幾個孩子都送給別人撫養，單純說是替別人做好事，是說不通的。”周兆成介紹，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人證、物證確認動機。從目前披露的公共信息看，孫海洋案應該是沒有其他證人或者金錢交易證據，判罰是依法作出的。

“拐騙罪頂格就是5年，拐賣罪最高可判死刑，在立法過程中考慮了當時社會背景。”周兆成介紹，當時拐賣行為猖獗，不為牟利的拐騙情況相對少，所以區別設立了兩個罪名，拐賣罪的懲罰標準高，拐賣罪的懲罰標準低。另外就是考慮到，當時確實有很多家庭出于封建傳統觀念，從拐騙、拐賣者手里接收了孩子，如果全部按照拐騙罪量刑，打擊面太大。

“從受害人本人及家屬感受考慮，兩種行為造成的傷害確實一樣，但籠統要求兩罪同罰，不太現實。”周兆成認為，孫海洋案中同一個作案者短期內連續作案兩次，造成的危害后果嚴重，立法、司法層面可以把案件危害程度納入量刑考慮，提高量刑，懲處犯罪同時考慮受害者的感受。

“后期如果找到證人或者金錢交易證據，還是可以改判。另外，看到家屬說吳某龍為了控制小孩，有過毆打、藏匿行為，可以追訴他非法拘禁等罪名。”周兆成認為，這次的判決并不是最終結果，家屬及律師還有努力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