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充滿了一次次的巨變。

城市經歷了停滯、變化、重啟;人群經歷了靜止、啟動、活躍，從一種生活流向另一種生活。

人口流動的數據，也記錄下了人群流動的方向。

5月12日，隨著廣州《2022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姍姍來遲，《公報》顯示廣州常住人口1873.41萬人，比2021年減少了7.65萬人。這是5年以來，廣州第一次人口下降。

2022年，人群不僅離開了廣州，也離開了其他北京、上海、深圳，其他三個最繁華的一線城市。根據各地公報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座一線城市，同時迎來了常住人口負增長的時代。

北京2022年常住人口為2184.3萬人，比前一年減少了4.3萬人;上海為2475.89萬人，比去年末減少了13.54萬人;而深圳為1766.18萬人，同比減少1.98萬人。

多位人口學專家表示，四大城市人口負增長背后的共性是就業崗位減少，非戶籍人口流失，離開大城市。

“人為什么遷徙流動?人往一個地方聚集，或者離開一個地方的目的很簡單，主要是為了就業。如果一個地方的就業環境不適合了，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離開。”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

但離開大城市，也并非都是被動。

近幾年，“逃離北上廣深”的論調不絕，而今迎來負增長，不過是蝴蝶效應以年為單位的表現。

北上廣深的人口負增長的“首次翅膀扇動”，始于哪一瞬間?也許始于年輕人里“逃離北上廣”成了流行，從小鎮去大城市反而成“逆行”;也許始于1993年，上海首次出現人口負自然增長率，從此愈發依賴外來的“新鮮血液”補充勞動力、緩解老齡化;也許始于某天，一線城市打工人突然意識到，體系成熟的一線城市越來越少有可融入的空間，“既不適合打工，又不適合生活”……

有人認為，經過2022年的低谷之后，每一步都是向上的，人們會在不遠的未來再次回到大城市中;

但更多人認為，2022年只是開端，就業壓力與經濟放緩是長期的，大城市人口減少，也許會在2023年后愈發明顯。

回不去的理想鄉，難棲身的大工廠

正在濟南的工作的白石，不止一次想過，要不要回上海。

但每當這時，腦海里理性的聲音就會跳出來阻止他：這一回去，就又回到剛畢業的原點了。

985大學碩士畢業的濟南人白石，剛畢業時一門心思想去上海。那是疫情還未出現的2019年春天，一切都在往欣欣向榮的方向發展，北上廣深絕對是年輕畢業生們鍛煉自己、增長見識的第一站。

“那時很好找工作。”白石說，他在畢業前拿了7、8個offer，最后選擇了一家在上海的國企。

公司里年輕人多，大多都是“滬漂”，大家工作和生活都很合拍。他與同事出游，與出租車司機聊天，路過網紅餐廳打卡，也享受這種大城市的“小資生活“。但白石從來沒想過要留在上海，他明白，自己總有一天要回濟南。

隨著物價和房價的飆升，若想在上海落戶、購房，壓力便會像洪水般灌入生活，現在的生活質量會“大打折扣”。一年多之后，在父親問他要不要參加一場濟南的國企招聘考試時，白石沒有拒絕。

他考上了，回去了。濟南的工作并不比上海輕松，不如意時，他會像之前那樣思考，要不要回上海去?

但他發現，離開上海的那一刻，這座城市像對他關上了一扇隱形的門，再回去變得舉步維艱。

哪怕擁有四年的工作經驗，在上海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現在工作不好找。上海提供給年輕人的機會，遠不像4年前那么多了。大部分招聘崗位都是留給應屆生的。”

生活愈發穩定的白石，做好了在濟南安家的準備，但上海仍像白月光一樣籠罩在他的心上。對白石來說，上海是“回不去的理想鄉”。

但對于剛畢業沒多久的汪宇，上海則是“難棲身的大工廠”。

汪宇本科畢業于后，2022年春天，托關系進入了上海一家藥企，負責數據分析與統計的工作。

汪宇只在公司上了一周的班。接下來就經歷了2個月的封控。被迫轉為線上遠程工作的他，不僅“憋得慌”，領導也對他越來越“push”。而且由于封控，汪宇無法與同事朋友及時交流、見面，每天從睜眼到閉眼，都是“一個人在電腦前做自己的事情，有很強的孤立感”。

結束封控后的第二天，汪宇就辭了職，買了票回老家。他有想過重新在上海找份工作，但看著“碩士及以上”學歷的要求、越來越少的崗位、越來越貴的房租、和自己不再擁有的應屆生身份，實在沒有信心。

“后來在寧波待了一段時間，感覺寧波、杭州、蘇州這些城市經濟發展也挺好的，沒必要吊死在上海那一棵樹上。”

北上廣深，這四個城市繁華羽翼下的殘酷現實，愈加被年輕人看清。在他們眼里，大城市不再是那個“追求夢想的必需品”。

人不再被需要了

北上廣深四座城市，像四位性格迥異的人，各都有地位和“技能”。當經歷人口負增長時，自然也各有城市特色。

四座城市人口負增長的原因，要屬廣州、深圳兩地的人口負增長，最有“賽博朋克”的色彩——人力正在被科技替代，人不再被需要了。

多位人口學專家告訴八點健聞，產業轉型升級與外貿形勢變化，是廣州、深圳兩地人外來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長三角和珠三角，當下正處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智能設備、數字化設備、還有科技化、機械化設備等對人工的替代，從這些地方率先開始。不僅如此，珠三角很長一段時間推行了“騰籠換鳥”，即用更加先進的產業，替代過去的加工制造業。

“這些都會體現在流動人口減少上，因為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的主要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就業、獲取經濟利益。”原新說。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厚蓮也做過估算，“深圳去年一年凈遷出人口，大約在18萬人左右。”

漂浮在廣州、深圳的普通人，無法像人口學家一樣目光毒辣，預測到經濟變化可能帶來的就業、用工變化。但他們很多人在盡力像人口學家一樣，深究這一切的變與不變，以此尋找人生轉變的契機。

在深圳的東北人小歐，就是這么看的。

小歐和丈夫在深圳工作了五年，但去年，小歐丈夫所在的外企，突然經歷了企業轉型和結構變化，將整個項目裁員。“公司裁掉了深圳分部全部人員的近三分之二。”

借著這個機會，小歐和丈夫索性離開了居住工作了5年的深圳，搬到了蘇州。

在離開之前的那5年，深圳高企的房價和教育資源，讓小歐望而卻步。深圳變化之快所帶來的“沒有歸屬感”的感覺，在5年來如影隨形。

“每天睜開眼就工作、工作完回家就累得躺下。”小歐知道平安金融中心是深圳最高的樓，但在深圳五年，她從來沒有去過。在離開深圳前一天下午，她專門去了一趟，待到了夜晚。“我想從樓上再看一眼這個城市，白天是什么樣的，夕陽下是什么樣的，燈光亮起的晚上又是什么樣的。”

告別了深圳，而今，身處蘇州的小歐雖然依舊遠離家鄉，但路程減半。蘇州比深圳慢一些，小歐經常有空出門溜達、露營。

個體在不同城市間流動，尋找人生的解法。而城市，在人口增減中尋找良性發展的平衡。

不同于廣州和深圳，上海的生育率是四座城市之末，老齡化程度又是四座城市之首。當經歷2022年春天的那場停滯后，失業的人紛紛離開。上海遷出人口的變化，便在第一時間直接地反映在了人口規模變化上。

在人口學家看來，上海人口負增長是典型的疫情帶來的突發波動。

而在北京，人口規模的“增長”似乎從來不是一個需要擔心的議題。

市政府更在乎的是“如何控制人口”。

“北京的人口調控，大概在十二五時期換擋升級了。”劉厚蓮回憶。“十三五時期，各方面產生的效果愈加明顯。”典型的例子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河北雄安新區的加快建設重大產業項目和公共服務資源優化配置等。因此，北京的人口負增長，從2017年就開始了。它是一種主動的人口宏觀調控，主要是為了緩解自身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方面問題，從而采取的一種積極戰略。

除此之外，原新告訴八點健聞，人隨業走是普遍規律，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產業，如快遞業、蔬菜批發業、服裝批發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都轉移到了河北，從事這些產業的就業者也就隨之遷出，既轉移了非首都功能產業，也疏散了部分人口。

在社交媒體上，一張照片曾被許多人轉發：圖片中間是一條河，河的左邊是河北燕郊，高樓迭起、道路密布;而河的右邊是北京通州，綠植遍野，萬里無樓。

離散的人還會回來嗎?

在北上廣深，常住的非戶籍人口占比高，這是人人已知的常識。

細究數據，尤其在深圳，非戶籍人口占比甚至超過戶籍人口，達到近67%。

“按照統計口徑，我們在計算常住人口時，僅將在深圳居住了半年及以上的常住外來人口計入。如果加上居住半年以下的短期外來人口，深圳的實際服務和管理人口肯定超過2000萬。”原新說，深圳是一座特殊的、由移民撐起來的新型超大城市，充滿了活力和包容。

而在上海，雖然常住非戶籍人口少于戶籍人口，但同樣也是城市人口變化的支柱。

“90年代初，上海就面臨了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的情況。”劉厚蓮說，“但上海一直以來的常住人口都能保持增長，這就意味著，上海主要依靠遷入人口帶來勞動力和人口規模增長。”

而現在，這四座依靠著“非戶籍人口”帶來勞動力的城市，同時出現人口負增長，背后相同的原因不可忽視：就業崗位減少。

畢竟，人隨業走。業變了，人自然就離開了。

“今年我估計全國很多地方都日子都不好過，就業崗位的損失很大。”上海市人口學會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原院長丁金宏表示。

不過，他認為，這或許是疫情之后的一種負面影響，不代表長周期的現象。“我們還不能下結論說，四個城市的人口規模同時都到頂了，以后就都會繼續減少。”

但丁金宏也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過了黃金時段，城市人口規模不會再像2010年之前一樣膨脹式的發展，而是將會與2010年后一樣，繼續緩慢增長。他預計，今年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仍然會“喘口氣”，明年才會繼續恢復增長。

在這方面，劉厚蓮對深圳常住人口總量恢復上漲，保持著樂觀。

今年春天，他去往廣州和深圳調研，親眼看到了深圳將要率先恢復人口規模的預兆。春節后的深圳，地鐵、公共交通的人流量“一下就上來了”，城市一下又熱鬧起來，與去年12月空蕩安靜的街道，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具體數據也能看到，深圳人口年齡結構非常年輕，死亡率非常低，近幾年自然增長每年都在十幾萬左右。現在人流量陸續恢復，加之各方政策推動，外來人口一旦找到工作回流，預期今年常住人口規模就很可能會繼續恢復增長。”劉厚蓮說。

“大城市總還是比其他地方更具有吸引力。”丁金宏說。

中部城市崛起，吸引年輕人

夏婷跟人口專家的觀點并不一致，在她看來，正在崛起的潛力城市更有吸引力。

在夏婷眼里，大城市的人口減少，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下行。反之，有時它更反映了4大城市高度社會化分工、城市接近飽和的狀態。

江蘇人夏婷畢業后，在上海也工作了大半年。期間，她在一家媒體工作。辦公室坐落在市中心的高樓上，有寬敞的格子間、大落地窗、和近百位與她一樣，年輕熱血的同事。

但她總是感到空虛。“公司的體系非常成熟，作為一個年輕人，越成熟的地方，好像就越沒有機會。”夏婷說。直到離開上海，夏婷都只能做一個“螺絲釘”，指哪兒打哪兒。

夏婷離開了上海，毅然去了武漢。來武漢后，她發現，這片土地似乎仍然是未開發的、“百廢待興”的。她突然從迷茫的新人，變成了中堅力量。“我好像再也不是萬能螺絲釘了。在一切處于創造階段的武漢，這里有我的位置。”

她覺得，這也是時代造成的原因。

她記得父母告訴她，他們剛工作的時候，任何制度、產業，都是需要人去建設完備的，每個人都積攢著一股力量。“用我爸的話說，只要努力就能撿到金子。”但現在，夏婷在上海所接觸到的所有東西都是成型的，“我只能在父輩打下的江山中工作，那就像一塊鋼板，根本踢不動。”

人口學家們，也看到了中部城市的崛起。

多位受訪者告訴八點健聞，許多內地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在近年來都會去往深圳招商引資，進而帶動用工變化和人口流動。近年來國家越發重視城市群、特色小城鎮和鄉村振興建設，為勞動力就近轉移、就地就業和回流就業提供了許多機會，也造成了大城市暫時的人口負增長現象。

究竟，如何辯證看待北上廣深人口的負增長?

對于白石、汪宇、小歐、夏婷來說，這些是基于生活與時代的個人選擇。對于人口學家來說，這些是產業、經濟與就業市場變化帶來的波動。但沒有一種看法能用“好與不好”來評判。它似乎僅代表了一種區間，或一種暗示。

“人們在乎人口增長的快慢，其實不是在乎它影響了什么，而是預示了什么。”丁金宏說，一個發達的大城市人口不增長，并不是因為城市沒有吸引力了，而是在暗示：人們相信經濟對人口的影響更大，而不是人口對經濟的影響更大。

原新也表示，北上廣深的人口負增長，不能與“經濟不好”劃上等號。

“相反，深圳這些科技型、智能型的產業蓬勃發展，代替了一些普通勞動力。這是一種產業升級和現代化的過程，是以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以人力資本替代人力資源，以高勞動生產率代替高勞動參與率，但這個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就業的壓力。”

“人口負增長，城市會害怕吸引力下降;而人口增長過快，城市也會想方設法調控。”丁金宏總結，對人們來說，人口負增長的象征意義，或許大于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