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國。在新書《基辛格談基辛格》(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10月版)的序言中，基辛格回顧了他1969年從學界進入政壇的緣由：1967年，他撰文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遵循此原則：“因此，一切均取決于對未來的某種構想。”兩年之后，他成為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基辛格于1969年到1974年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于1973年到1977年擔任美國國務卿。1973年，因為他在結束越南戰爭談判中做出的貢獻，他與越南人黎德壽一同獲得1973年度諾貝爾和平獎。1977年，當他退出政職時，他被授予“總統自由勛章”，并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對于國人來說，基辛格是熟悉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美關系的歷史見證人。1971年7月9日，他作為特使，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執行代號為“波羅一號”的秘密訪問，為中美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后，他頻頻訪華，次數多達100多次，“每次都會有新的收獲”。

2023年7月，剛過百歲生日的基辛格再次訪華，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基辛格接受了前助手、美國外交官溫斯頓·洛德的數次采訪，對談內容輯成《基辛格談基辛格》一書。基辛格稱此書是他“唯一的口述歷史”，下文即摘自該書。

“我們要努力實現與中國的對話”

Q ：基辛格博士，您在世界舞臺上，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經驗都極為豐富。基本上，幾十年來，您結識了美國和國外的每一位主要領導人、政治家和外交家。您見過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回首過去，您認為最重要的領導力是什么?

A ：人們首先要問的是，領導者應該做什么?任何領導者都面臨一系列因時勢的發展而出現的實際問題，我稱之為戰術層面的問題。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把他的社會從原來所處的局面帶到未曾有過的局面。這是對領導力的挑戰，將不斷出現的特定情況變成對未來的憧憬。

就第一項任務而言，它部分取決于社會的內部結構，部分取決于某種戰術技巧。

在領導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質是品格和勇氣。需要品格，是因為真正棘手的決策是 51∶49。平淡無奇的決策是在官僚主義的考慮過程中做出來的。但是，當處于危急關頭，這意味著你決定要走的是某一條路，而不是另一條路。因此，你需要依賴道義的力量來做出決策，就本身而言，在做這個決策時，你幾乎不可能擁有多數支持，因為你面對的是不熟悉的領域。你需要單打獨斗的勇氣走完這段路。

Q ：尼克松政府和您本人最著名的事是向中國開放。尼克松在當選的前一年就對這一點做出了預言，他在為《外交事務》寫的一篇文章中說，中國應該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您進入政府任職時也是這么想的嗎?

A ：碰巧的是，我們倆在進入那屆政府時，都認為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尼克松的想法主要是關注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中的一部分所蘊含的重要政治意義。

我一直在考慮以中國來制衡蘇聯的方法。尼克松則認為，如果建立一個國際體系，中國必須參與其中。這沒有太大的區別。這正是我們過去的親身經歷。我們倆很早就決定，我們要努力實現與中國的對話。

Q ：您去中國，接著尼克松去中國時，知道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嗎?

A ：知道。我們知道這是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之一。但是，我秘密去中國時，我們并不知道等待我們的會是什么，因為我們所達成的全部協議只是雙方都表明自己的觀點。

外交，作為一項大戰略

Q ：我想我們現在要談談外交了。關于如何從事外交，您會給今天的領導人留下什么樣的關鍵原則呢?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您和尼克松在你們想要阻止或鼓勵發生的事情上向前看了幾步，但其他一些關鍵原則是什么呢?包括談判。

A ：我們并沒有帶著精確的談判理論進入政府，但我想說的是：第一，我們總是帶著一個問題開始每一次外交努力：“我們在這里想要做什么?這次行動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們試著不糾結于談判的所有技術細節。我們總是試圖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想要去實現的東西。我們努力為自己制定某些原則，寫下許多文件，闡明我們要在這里做些什么事，并對這些事進行回顧。在越南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很早就制定了分別處理政治問題與軍事問題的戰略，強調政治問題應當由越南人自己去解決，而由我們來處理軍事問題。

撇開這樣做的優點不說，它很好地以這種方式達到目的，這一協議也反映了這種設計。隨后，由于美國國內局勢動蕩，我們沒有維持協議。

中國的問題也是如此。總的來說，我應當說，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是以“我們要達到什么目的”這個問題開始的，這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在非常明確的意義上也是如此。

Q ：在秘密旅行以及隨后的旅行中，您多次與周恩來會談，幾小時接幾小時地和他探討大局遠景。與周恩來一起工作同后來與毛澤東一起工作有何不同?他們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A ：周恩來是一個極具智慧和個人魅力的人。他在非凡的知識和非凡的耐心框架下進行談判，從來沒有企圖宣稱要維護力量的相對平衡。有時他非常強硬，但他在這些階段中是在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框架內進行談判，表明我們都是認真的人，都決定朝著某個方向前進，我們將設法找到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因此，他會撿起一些小事——如果我們這方有人生病了，或者在以前有過某種聯系——他總是想方設法去提及。但他從來沒有想要去討好某個人。

毛澤東是革命奉獻的化身。他身上有支配一切的氣勢。就像在舞臺上，一個偉大的演員在三十秒之內就吸引了觀眾。毛澤東并沒有特別想說服你，他說的是格言。他幾乎總是以一個問題開始談話。與大多數政治家不同，他沒有說：“我要說五點。”他會說：“你在考慮什么……”然后他會帶你進入下一步，用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來回答，然而在對話的不同階段會被他冷嘲熱諷的評論打斷，這些評論傳達出“不要試圖愚弄這個研究人類弱點的專家”。

他的經典回應之一是：“你們美國人讓我想起燕子，它們在暴風雨來臨時飛到空中，揮動翅膀。但是，教授，你和我都知道，揮動翅膀并不會影響暴風雨的到來。”或者你告訴他一些有關談判的事，然后他就脫口而出“慕尼黑……”，但這一切都是彬彬有禮地說出來的。他流露出知道世界將走向何方的信念，而你必須適應那個框架。

“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是以長遠的眼光看問題”

Q ：我們已經用了四十年來反思尼克松總統的外交政策。回頭看看，您今天怎么看待這份遺產?

A ：尼克松的基本貢獻是建立一種外交政策的思維模式，這是開創性的。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思想是，重大的問題可以分割為個別的問題，逐個解決——事實上，如何解決問題就是問題。因此，我們會卷入一種似乎威脅到我們的生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勢，但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除了那些美國國父，以及“泰迪”·羅斯福外，尼克松是把外交視為一項大戰略的美國總統。在他看來，外交政策通過平衡各國的自身利益，從結構上改善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促進全球和平與美國的安全。

而且他從相對長遠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Q ：請舉例說明這種戰略和長期思維。

A ：當然，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對中國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下撰寫的外交政策報告中所說的話，就會知道，他會從世界秩序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問題，既不是從任何特定危機的角度，也不是從越南的角度，盡管他看到了對越南的影響。他認為，通過使中國參與國際制度，國際政治的整個格局將會發生轉變，因為所有其他國家都必須考慮中國在新格局中的影響。

Q ：當您回首往事時，您知道你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其實是留下了一份四五十年的遺產嗎?

A ：沒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讀過我以前寫的文章，我知道問題所在，但我不記得我們對自己說過“五十年后情況會怎樣”，我們確實試著問我們自己：“這是為了和平嗎?”

所以我想，我一直努力在做的，是以長遠的眼光看問題，從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但國家利益往往也涉及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因為如果你只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聯系起來，你的努力就很難持續。了解國家利益是很重要的。知道如何利用國家利益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