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醫院之間、地區之間，檢測結果互認度比較低，數據的交換共享比較難。”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醫科大學校長黃愛龍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加快創建國家檢驗醫學中心，推進地區醫療資源集約化配置，促進檢測結果互認互用，“不僅可以減輕患者負擔，也可以節約醫保費用、減輕國家負擔”。

同時，此舉也可以推動我國體外診斷技術創新，加快解決體外診斷產品、設備、技術“卡脖子”難題，實現進口替代。

“長期以來，檢驗數據大多在醫院內部局域網運行，但是醫院之間或是地區之間的數據交換，還存在許多障礙。”黃愛龍表示，患者信息涉及隱私問題，從數據安全性考慮，醫院不太愿意將數據共享，另外，不同醫院使用的技術架構可能不太一樣。

我國醫院大規模信息化、數字化發端于20余年前，目前發展已較為成熟、完善，在基礎設施方面為數據共享提供了技術支撐。但是，數據共享尚處于探索階段，患者到不同醫院求醫，常常需要重復做檢查。

“現在的物流很發達，除了急診檢驗可能需要在臨時就診的某個醫院做，其他項目通過一家檢測就可以滿足診療需求。”黃愛龍建議，為保證數據安全和高效推進，應由政府部門主導，以某一區域為試點，加快創建國家檢驗醫學中心，實現檢驗結果互認互用。

他介紹，從信息化、數字化角度來講，數據互聯互通是大趨勢，建設區域檢驗中心符合國家發展方向，例如新組建的國家數據局，就可以在此領域主導，“醫療大數據本身也是大數據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黃愛龍建議，應從公立醫院特別是大型三甲醫院開始試點，它們的質量控制、人員素質、設備采購的標準化和規范化都更專業，檢驗的項目相對比較齊全，檢測標準相對統一，結果具有權威性，“由這些醫院把資源整合起來共享，再通過醫聯體、網格化進行管理”。

他表示，此舉一可以控制成本，二可以提供權威數據，三可以為國家醫保節省費用，同時為患者減輕負擔，避免患者同一個病在不同醫院求醫的過程中重復做檢查。

這一舉措還將產生另一重要影響：有利于推動資源集中，大幅提升體外診斷科技創新能力，持續優化體外診斷創新生態。

體外診斷是臨床診療信息的重要來源，可以為疾病預防、診斷和治療提供決策依據，在推動分級診療、實現精準醫療、深化健康中國建設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黃愛龍說，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體外檢測對外服務種類相對不足，“我們國家的醫療機構檢驗科多為獨立設置，單個醫院的檢驗項目最多可能開 1000 項左右”。

“為什么很多項目沒有開?可能的原因，一是體外診斷技術門檻比較高，二是樣本來源比較稀少。”黃愛龍表示，以重慶醫科大學為例，臨床檢驗診斷學位于全國前列，8 家直屬附屬醫院、60家教學機構，擁有體外診斷領域唯一的國家重點學科、首個新型研發機構、豐富的臨床資源，“但是能提供的檢驗項目也就1000余種。這基本代表了我國大型醫院最好的檢測水平”。

全國范圍內來看，黃愛龍說，我國對外提供的醫療服務檢測項目大約只有2000余種，而美國和日本均超過5000種。

究其根源，一些現狀不得不引起重視。黃愛龍指出，我國體外診斷用抗原和抗體、酶與輔酶及其他原料的研發與生產能力有限，90%的關鍵診斷標志物、核心技術和高精尖設備長期從國外進口，隨時面臨科技發達國家的打壓封鎖。

另外，中高端體外檢測領域長期被國外壟斷。黃愛龍介紹，體外診斷根據技術精度要求從低到高可以分為生化、免疫和分子診斷，我國在生化診斷領域國產率達50%，化學發光法免疫診斷領域國產率只有20%，基于二代測序分子診斷國產率只有5%，“中高端領域技術壁壘較高，細分領域長期被國外壟斷”。

造成這一結果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沒有形成良好的創新生態，導致我國體外診斷領域研發投入不足、研發積極性不高。

黃愛龍建議，要持續優化體外診斷創新生態，設立專項扶持資金，大力支持體外診斷新技術、新產品開發;支持建立體外診斷關鍵原輔料保稅倉庫，降低體外診斷研發成本;推動成立一批第三方獨立檢測中心，為體外診斷研發提供良好的臨床試驗基地;加快布局設立國家器械評審分中心，縮短產品送檢、注冊認證周期，提高企業研發積極性，加速體外診斷產品轉化應用。

創建國家檢驗醫學中心則是其中重要的基礎性舉措。黃愛龍說，國家醫學中心是以推動國家醫學科學進步為目標設定的衛生健康領域的最高平臺，而創建國家檢驗醫學中心對于聚集和培養體外診斷領域科技創新領軍人才、推動體外診斷領域重大科技創新、加快體外診斷新技術臨床應用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