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錢，有點閑，有點尊嚴。”這是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的趙呦呦(化名)對深圳教師的第一印象。

近年來，“清華女博士生到深圳高中當數學老師”“深圳30萬年薪聘中小學教師”“深圳一高中20位新老師19位來自清北”等話題頻頻登上熱搜，深圳教師崗成了名校畢業生眼中的“香餑餑”。

趙呦呦于2021年的夏天入職深圳的一所中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公租房的申請在登記了個人信息后就沒了消息，更多時候，她需要為8000塊的月薪精打細算。耗時耗力的公開課往往只“表演”一遍，教書育人之外，老師要將更多的精力花在數不清的會議上。

看清“象牙塔”的B面之后，涌入深圳教師崗的“985”畢業生開始逃離。

[1]吸引

趙呦呦是從2020年的一場秋招宣講會，開始關注深圳教師崗位的。

在宣講會上，趙呦呦了解到，深圳的老師可以申請公租房，還有高比例公積金等優厚待遇。沒有老師向他們承諾能拿到多少錢，但趙呦呦想起了新聞，“說龍華區的老師一年總共有28萬左右。”

2019年9月，深圳龍華區教育科學研究院曾發布消息稱，擬聘區教育局下屬公辦中小學在編教師約400人，本科畢業生年薪超26萬，研究生年薪超28萬，除五險一金外，全日制博士獎勵20萬元，優秀畢業生獎勵3~8萬元，并優先申請人才住房、長租公寓，全年帶薪休假超165天。

讓趙呦呦心動的，不僅僅是優厚的福利待遇，還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和寒暑假。彼時，她剛剛結束了在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實習。

律所的工作繁重，趙呦呦很少能享受到屬于自己的休息時間，“手機是不可能關機的，如果周末發生了什么事情，你就要在周末把它完成掉，完全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可以放空的時候。”除此之外，實習也讓她體驗了頻繁出差的疲憊感。

在律所度過了一段非常勞累的生活之后，趙呦呦覺得，當老師，或許是一種會讓自己比較滿意的狀態。“我比較喜歡用當時龍華區來宣講的老師說的一句話來形容這個職業：有點錢，有點閑，有點尊嚴。”趙喲喲說。

于是，趙呦呦早早投入到了深圳教師編制的報名和面試中，并于2021年春天考上了龍崗區一所初中的編制。與此同時，畢業于四川大學的木子剛剛得知，“去深圳當老師”也可以成為自己就業的選項之一。

大四下學期，木子在豆瓣刷到了一個分享深圳教師崗上岸經驗的帖子，發帖人的情況跟木子相似：普通“985高校”，本科，新聞傳播大類，沒有實習經歷，沒有教資。

深圳教師崗吸引木子的理由很直接：錢。帖子里提到，入職的第一年所有福利加起來約有27~28萬，到了第二年，可以達到30萬。“我心想，天吶，剛畢業就能拿快30萬，也太爽了吧。”木子說。

木子自認為沒有什么技能，“像我們學文科的，很難剛畢業就能拿到一份相對高薪的工資。而且作為一個普通的本科畢業生，你干啥能一年掙30萬呢?所以我就覺得先干兩年攢點錢也是一種選擇。”兩個月后，木子成功拿到了龍華區一所小學的offer。

[2]挫敗

名校畢業生涌入深圳當老師，趙呦呦和木子并非個例。

據中國日報，龍華區教育系統2019年秋招入圍體檢人員中，本碩A類雙一流有219人，占比為44.6%;A類雙一流和部屬師范畢業生分別有95人和62人，各占19.35%和12.63%。

面試過程中，趙呦呦能夠明顯感覺到，學歷是一塊很重要的敲門磚。通過總結一起面試的人的最終去向，趙呦呦發現，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這四所老牌“985”是最受優質學校歡迎的。而一位和趙呦呦一起面試的師范院校畢業生，最終只拿到了龍崗區下屬學校的offer。

木子也承認，自己任教的小學，當年錄用的“985”碩士畢業生占比達到了70%，本科生也大多畢業于頭牌985院校或部屬師范學校。“所以我當時也挺感恩學校能要我，因為從他們客觀篩選的標準來看，我當時那個條件，算是比較差的了。”木子說。

趙呦呦理解學校招聘對學歷的要求，“畢竟學校把人招進來，直接給了編制，它肯定需要你能給這個學校帶來一些什么，這個學校才會選擇你。”在趙呦呦看來，他們這些來自“清北復交”“985”“雙一流”的老師，就像是深圳各中小學的標桿，“學校有拿得出手的師資，對于家長來說就是招生最好的權威性和說服力。”

學歷卻不能跟教學能力畫等號。名校畢業生，一定程度上擁有著較強的學習能力，但也因此容易對學生產生更高的期待，加上缺乏系統的師范專業訓練，劣勢很快顯現。

入職不到一個月，趙呦呦便看到了自己與師范畢業生的差距。

學校要求課堂既要以學生為主，增強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又要將知識講得通俗易懂，這對上道法科目的趙呦呦來說，是個不小的難題。“我覺得我很難把控課堂效率和學生參與度的平衡，很多事情我講的太少，他們會記不住，但講得太多，學生在下面可能已經跑神跑的都差不多了。”第一次公開課，雖然已經練習了三四遍，趙呦呦還是上得枯燥、沉悶。

一位同時期入職的師范畢業生跟趙呦呦形成了的對比。除了能結合視頻等形式高效教授知識點外，趙呦呦發現，每一位學生回答完問題之后，這位老師都能給出不同的評語。

“從師范學校畢業的老師，對于學生的某一個行為反映出的心理是有理解的，她能很好地觀察學生的反應，提問、互動，把課堂講得特別有新意。但是我就做不到，因為我可能覺得這個東西不重要。”趙呦呦說。

趙呦呦發現，自己與學生之間存在著壁壘，從小就具有目標感的她很難理解，“為什么有的小孩不寫作業?為什么會有小孩不聽課?”她無法理解這些學生的想法，也沒有辦法去跟他們溝通。

差距出現后，隨之而來的便是挫敗感。入職約兩個月后，趙呦呦在社交平臺記錄了自己遇到的“職業困境”。約900字的“小作文”里，充斥著“成就感低”“價值感低”“自我懷疑”等字眼。

一個發育比較遲緩的男孩令趙呦呦印象深刻。一次，男孩跟同學發生了矛盾，情緒比較激動。班主任便通知家長，放學后安撫男孩的情緒。結果當天男孩被父親打了一頓。

“他告訴我，他爸爸經常打他，拿手機充電線抽他的臉，還拿濕毛巾，還帶著一點的水，這樣去抽他。”趙呦呦記得很清楚，男孩說話時，眼里充滿了恨意。“我還是希望我能在孩子的生命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這也是我當老師的初衷。”但那一刻，趙呦呦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么。

[3]差距

“象牙塔”的AB面，不僅僅存在于師范生與非師范生之間，木子和趙呦呦心中“有錢有閑有尊嚴”的教師形象，也開始從理想形態中剝離。

木子來自新疆的一座小縣城，家鄉只開通了一條高鐵線路，沒法直達大學，更到不了深圳。去到深圳之前，木子對這座城市有著許許多多的想象：高樓大廈、交通便捷、風景優美，環境開放又包容。

報到那天，木子卻感覺“被坑了”。學校坐落在一片城中村中，最近的地鐵站要走三四公里。飛機落地后，木子乘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又換乘公交，顛簸一路，才到了地方。

映入眼簾的是擁擠的自建房，“學校旁邊有一個小區，樓棟之間挨得特別近，感覺伸個手都能碰到。”木子說，學校建在一家工廠舊址，老舊的廠房之間，立起的一棟新建筑，就是教學樓，離學校最近的商場，在幾公里之外。

入職的一年間，木子去了兩趟海邊，她記不住景點的名字，只知道都很出名，但“到處都是人頭，就是看人頭去了。”大部分的生活，木子圍著這方圓幾公里打轉，“一年里，我去繁華地區的次數很少，感覺自己到了鄉鎮。”

曾經最吸引人的工資和福利也不似預期。木子入職時沒有教師資格證，工資只能按臨聘教師的標準發放，加上每月的班主任補貼和看延時、午休的補貼，再算上公積金，木子一年的收入在15萬左右，“有教資的老師入職第一年應該有20萬。”

但即便如此，木子仍覺得“這個工資算很好了”。因為學校提供了住宿，食堂的三餐方便又便宜，“基本上吃住都沒花什么錢。”

相比之下，趙呦呦就沒有那么幸運。她入職那一年遇到了降薪。趙呦呦沒當班主任，試用期一年，每個月的到手工資是8000元。學校有免費宿舍，上下鋪，2人一間，但趙呦呦想要屬于自己的小廚房和電視，只能在學校附近租了單間，一個月3000多元。

公租房不是人人都有的，各區的情況也大不相同。“像光明區、寶安區，它的房子比較多，人少，就好分配。但如果是在人多的南山區，就沒那么好分了。”趙呦呦說，也不是在房多人少的區就能分到公租房，區里按指標將公租房分到學校，學校再根據入職年限、個人情況分到個人。老師們能做的，只有報名，然后排隊，等。

[4]瑣碎

趙呦呦是帶著“傳道受業”的憧憬，選擇的教育行業。但真正入行之后，無力感卻時常侵襲她。

最明顯的例子是公開課。每堂公開課之前，需要至少4次的公開磨課，然后挑選一個跟老師配合最好的班級，正式上課。趙呦呦看過最夸張的公開課，老師會讓學生在課后自己編寫劇本、拍攝視頻，在課堂上播放，上課的板書也都是用貼紙貼出來的。

“我覺得這就是在演戲。”耗費老師和學生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卻不可能落實到每一個班級、每一堂課，它的意義在哪里呢?

木子的大部分時間也被上課之外的瑣事占據。工作前兩個月，她基本沒有休息的時間。早上7：30打卡，看早讀，上課，帶午休、延時，送學生放學，處理其他工作。“有的時候在連著站兩三個小時，喝不上一口水，坐不下來。”學生傍晚6點離校，木子卻常常要加班到晚上10點。

會是開不完的，一周至少3次，周一放學后是固定的例會，語文科組每周還有備課討論。班主任每個月的補貼也不白拿，傳達通知、測體溫、填表、比賽、看班，木子甚至沒有備課的時間。

家長會因為孩子沒能選上學校的社團提出疑問。學生的告狀和家長的投訴像一根吊繩，隨時提著木子的神經。“老師，我水杯壞了”“老師，我沒拿橡皮”“老師，他說我壞話”……每個課間，木子前腳剛回到辦公室，學生們后腳便會涌來。在深圳，哪怕是對這些小事的處理，也關乎家長對這位老師是否“稱職”和“公平”的考量。

矛盾的爆發點是一把尺子。一天，木子剛剛結束了三節連堂課，學生來找她告狀：他的尺子被同學掰彎了。同時，木子接到消息，有學生打架。“在我眼里打架比尺子更緊急，我就先去處理打架的事情。”臨走前，木子叮囑學生，可以先試著跟掰彎尺子的同學溝通一下。

當晚，木子就接到了學生家長的電話。對方在電話里質問她、斥責她，“家長認為作為老師，學生來找你，是覺得你值得信賴。如果你不及時幫孩子處理，以后他有問題都不敢找你，在學校里也就沒有安全感。”

木子試圖解釋當時的情況，家長卻堅持認為，孩子被掰壞尺子后不能得到及時處理，是一件很惡劣的事情。木子覺得很無奈，班里50多個孩子，意味著背后還有50多位家長，“我不可能每個人的需求都能妥善解決，我已經盡最大可能去做到我最好了，但也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

也正因為害怕面對家長，趙呦呦很排斥當班主任，哪怕這是評職稱的必經之路。

[5]逃離

工作仿佛抽空了木子的精力。每天下班之后，她已經沒有心情處理自己的事情，“就想往床上一躺，然后刷刷短視頻。”偶爾，她會趁其他同事下班后，在辦公室練一練鋼琴。這是難得屬于她自己的時間。

逃離的念頭產生在今年6月份。工作近一年，木子沒有請過假，“但那時我們搞完‘六一’活動，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感覺身體很不舒服，嗓子也說不出來話。”木子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當時便請了假。

請假卻不意味著休息。雖然一早便告知了家長，自己不舒服，木子還是收到了家長的信息轟炸。“基本都是說，誰的水杯今天忘拿了，誰的鞋子穿錯了，我只能再去轉達副班主任。”而請假當天沒上的課，木子也要想辦法給學生補回來。“我覺得這種生活特別窒息，休息也不能安心休息。”

昏昏沉沉地忙碌一天后，木子發現，領導沒有通過她的請假申請。她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在這里干到頭了。“我覺得我就是想生病，想休息一下，為什么不給我批?”很快，她遞交了辭職信。

趙呦呦的教師職業生涯只持續了一個學期。

這三個月里，她感覺自己時刻被束縛著，“我每天的心情都很差，很想哭，沒有任何的方向感。只能告訴自己，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堅持下去，你有穩定的工作，以后也有時間照顧家庭。”趙呦呦發現，每天都要找理由說服自己不要放棄這份工作時，離開的時候到了。

畢業前，趙呦呦的120位大學同學里，有10人選擇了當老師。如今，已經有兩位和趙呦呦一樣，選擇了離開。2022年春節后，趙呦呦拿到了一家魔圈律師事務所的offer。隨后，她來不及跟學生告別，便去到北京，開啟了新工作。

木子的兩位同事走得更絕決，他們已經拿到了編制，辭職需要支付5.4萬元。其中一位同事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是外界眼中“最輕松”的美術老師。課余，管理著學校的微信公眾號和學校各種活動的美工工作。木子想，他可能是身兼數職，壓力太大，便辭職專心考研去了。

裸辭后，木子開始在云南旅居。她和朋友在大理的一個村莊里租下一棟帶院子的二層小樓，添置了鋼琴，還養了兩只貓，“我們隨心所欲地，想出門逛逛就會騎電動車出去，吃點好吃的，或者去洱海邊、山里走走。”

村子不用擠地鐵，不堵車，騎著小電驢就能瘋玩好幾天。集市分不出來周末和工作日，人們天晴出攤，下雨休息，每天都自由且熱鬧。“我感覺，這種才叫真正的生活吧。”木子說。

趙呦呦也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的出租屋在北京國貿附近，每天下班時，能看到樓宇間霓虹閃爍。工作依舊忙碌，但她在北京認識了很多同行的朋友，周末大家會約著一起玩飛盤、聚會，“感覺挺自由。”

她很少想念當老師的生活，但也珍視自己在那三個月里的收獲。離職后不久，趙呦呦看到了一位學生發的朋友圈，配圖里是趙呦呦離職的消息，配文寫著：對我最好的老師走了。趙呦呦知道，無論如何，她曾經付出的愛，已經有人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