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熊孩子”的話題，隔三差五就會成為熱點。一般來說，人們評價“熊孩子”，評價的其實是對子女行為負有管理之責的家長。“熊孩子”問題的根源在于“熊家長”，也成為輿論場上的公約數。

不過，當聲討“熊孩子”成為一種固化的輿論范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憂，網民對“熊孩子”的厭惡背后，是否存在仇視兒童、恐童厭童的傾向。不久前，作家蘇小懶在微博記錄了若干起家長帶孩子乘火車受到苛待的情況，因為有乘客質疑孩子太吵，孩子被乘務員“邀請”到餐車車廂，甚至車廂連接處。

很快，蘇小懶的微博成了家長們的“訴苦大會”。不少家長反映，僅僅因為孩子有點哭鬧，他們就會遭到乘務員的“關照”。即便沒有遭到實質性的區別對待，他們也承受著不容忽視的心理壓力，面對周遭的沉默或凝視，仿佛帶孩子出行就是給他人帶來不便的“原罪”。

嬰幼兒哭鬧是很難避免的，在不少情況下，嬰幼兒發出吵鬧聲并不是因為家長教育不當或養育不周，而是天性使然。要求嬰幼兒在公共場合不鬧也不哭，相當于要求孩子克制本能。在認識到這一點的基礎上，將孩子吵鬧引發的不適感完全歸結于家長失責，或許對生兒養女的家長不夠公平。

“厭童癥”是怎樣產生的?評論者沈彬的文章提供了一個解釋視角：“在‘秩序’‘公德’的外衣之下，包裹著對兒童的戾氣、對生育的厭惡，卻被當成了爽文來吸引流量。”在作者看來，“熊孩子新聞”已經成為“新黃色新聞”里的流量擔當，通過擴大輿論場的撕裂和沖突，制造了一種“仇童的狂歡”。

不可否認，身處流量至上的輿論空間，一些網民形成或鞏固了極化的思維方式。在網絡上，盛行“拉踩”“引戰”，這一方面容易導致具體事件中的網絡暴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少人的思維愈發刻板、固執。受這種思維左右產生的認知就是：孩子一鬧，就是家長的錯;家長一辯解，就是不負責任。

不過，僅僅因為某些自媒體的渲染和炒作，就能讓公眾觀感里的孩子從“小天使”變成了“小惡魔”了嗎?答案必然不是單個維度的，“厭童癥”的背后，其實也埋藏著某種帶有共性的社會情緒。

不久前，科普作者河森堡認為：“生養孩子是一個超長線的投資，需要付出無數的時間和心力，一個只在乎當下的人，自己不會做生養孩子的選擇，也一樣難以容忍別人的孩子給自己帶來的麻煩。”

撫養孩子、教育孩子，毫無疑問需要付出大量成本。這個成本，既包括家庭成本，也包括創造友好生育養育環境的社會成本。當然，絕大多數社會成本，已經通過公民納稅、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等方式支出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個不生孩子、不養孩子的社會成員，就能不承擔任何支持下一代成長的成本。

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為孕婦和孩子讓座是乘客的義務;在學校、幼兒園附近，經營主體依法不得從事特定經營項目;載有未成年學生的校車在公共道路上短暫停車時，后方車輛應該耐心等待……對嬰幼兒在公共空間的吵鬧給予適度的容忍，也是上述社會成本的一種體現。

此外，這種容忍并非無條件的，也不是毫無底線的。像圖書館、劇院、音樂廳等公共文化場所，很多都設置有未成年的專門開放區域，或者謝絕容易吵嚷的未成年人進入，這就是當忍耐兒童天性的成本明顯超出公共利益所能承受的范圍時，社會規則所做出的必要限制——如果無法防止孩子突然哭鬧打斷一場音樂會演出，最好的辦法就是限制孩子進入。

其實，所謂“厭童癥”的矛盾，更多發生在“不得不”的情況下。在社會流動遷徙常態化的今天，父母帶孩子乘坐高鐵、飛機當然是天經地義的，而高鐵一直以來提倡的安靜氛圍，似乎又與孩子的特性不相兼容，這種矛盾才在特定的時間、空間會激化和放大。

就像《新周刊》一篇題為《“厭童癥”這頂帽子，年輕人不認》的文章所說：“一味搬來傳統觀念指責年輕人自私，將年輕人不婚不育的苦衷與‘厭孩’掛鉤，只會增加敵意與憤怒，掩蓋問題的本質——在經過短短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城市似乎難以兼顧不同人群的需求，因而出現了空間的相互擠占。”

這篇文章給出的解決方案并不新鮮，卻直擊根本：“建立兒童友好、母嬰友好的社會空間，它并不單純依靠其他社會成員的自我道德約束，而更需要一個包容、便利的育兒環境。”

一個對孩子更友好的社會，需要每個社會成員的支持與容忍，也有賴于切切實實的投入。具體到“熊孩子”乘坐高鐵的問題，此次關于設立“兒童車廂”“母嬰車廂”的提議又起。這些建議并非不切實際的想象，而是瑞士、芬蘭等發達國家的現實經驗。這些“兒童車廂”不僅提供了專門服務帶孩子家庭的乘坐空間，更設置有兒童游樂室、嬰兒尿布臺等人性化設施。

比“禁止孩童入內”更文明的，是探索“鼓勵孩童釋放天性”的空間，從而讓不同需求的社會群體能融洽相處。就這個角度而言，很多人的所謂“厭童癥”，厭的并非無辜的孩子，而是沒有充分實現兒童友好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