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無法足夠深入了解它，就貿然進入到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那么經濟高速發展時揚起的塵土，很有可能遮蔽了你的雙眼。

無法預料的印度人：外貿人的噩夢

在外貿圈里一直流傳著一個笑話：“如果你在危險的熱帶叢林中碰到一個印度人和一條蛇，你先殺死哪一個?”答案是印度人，因為他們“無法預料”。

一位做外貿的朋友小K就曾向小巴講述了一段和印度人打交道的噩夢般經歷。

小K的工廠在東莞，員工2000多人。2009年的時候，接了一個印度客戶的單子，結果生產完后直接遭遇砍單，工廠的資金鏈瞬間告急，五年后才緩過來。從此公司規定：“印度的單子能不做就不做;要做，不是全款到賬絕對不做。”

像小K這樣被坑的外貿人并不算少數，他們甚至還總結了一套印度客戶常用的套路：

第一步，裝作財大氣粗，以長期合作為由，迅速打款30%左右的定金，誘使工廠簽訂合同。第二步，當生產完畢，趁機壓價30%。由于產品高度定制，工廠被迫妥協。第三步，貨運到港口，印度客戶以各種理由不提貨，繼續挑刺、壓價。工廠要么退運，損失運費，要么承擔巨額的滯箱費和超期費，甚至貨物還有可能被海關拍賣，錢貨兩空。

正是印度客戶的“無法預料”，如履薄冰的外貿企業不得不區別對待。比如現貨必須全款，高定至少70%預付款，走FOB(裝船后交貨)。總之，在東南沿海的外貿人看來，“印度客戶”似乎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詞。

惡劣的營商環境：外資企業的墳場

盡管印度人早年在外貿圈里口碑不佳，但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隨著印度勞動力優勢凸顯和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善，越來越多的中外企業前往印度投資建廠，希望能分得這個新興國家的發展紅利。

不過，他們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營商環境。

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障，法律是否公平公正，行政效率是否高效，都是衡量一國營商環境的標準。中國的營商環在國際排名中曾一度百名開外，主要是因為地方保護主義和知識產權的問題。

但隨著中國在制度上的不斷完善，各地都發展出極具特色的營商環境，比如以深圳為代表的“效率優先模式”，以上海為代表的“國際化優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資企業的種種顧慮，也讓外資企業形成了一種錯覺：只要經濟發展，營商環境一定會好轉。

中國營商環境國際排名上升至31位

結果到了印度，跨國企業們都傻眼了。

首先是極其低效的行政效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印度注冊一家公司需要18天，必須經歷12道繁雜的手續，申請建筑許可證需要34道手續，整個流程下來大約需要110天，就連接通一個水電都需要8天到3周左右的時間。

行政效率未來還是有可能改善的，但當地稅務的鐵拳就真的讓跨國企業傷筋動骨了。最近小米被印度沒收555億盧比(約48億元人民幣)就是血淋淋的教訓。

整起事件并不復雜。小米需要向高通進口芯片，于是小米印度公司以專利授權費為名，向高通等三家外國實體支付了555億盧比，其中包括了小米中國子公司。然而印度稅務局認為，由于這些公司沒有提供服務，屬于非法匯款，而且沒有計入進出口商品的交易價值中，因此構成偷稅漏稅的行為。

2022年5月，印度執法部門扣押了這555億盧比，小米不服，上訴。本月，印度卡納塔克邦高等法庭駁回了小米的訴求。這意味著，小米給印度白打了十年工。

業界認為，這是中資企業進軍印度市場的一起標志性的滑鐵盧事件。

小米手機在印市場份額從31%掉至16%

而小米事件也非孤例。據統計，截至至今已有500家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稅務及合規性普查，手機廠商、設備供應商、基礎設施投資商、APP服務商無一幸免。

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坑外資企業這件事上，印度居然能做到一視同仁。微軟曾經在2007年被罰款70億盧比;2013年，諾基亞被罰稅3.6億美元;2014年，三星被罰稅2億美元。從去年開始，由于找不到罰稅理由，印度政府甚至考慮對谷歌、推特、亞馬遜等互聯網大公司征收30%到40%的數字稅。

這像極了九轉大腸梗中的當代陽謀：企業不去開拓印度市場，錯失機會，增長放緩;企業去開拓，那就等著上當。

營商環境的障礙：法律與政體

如果說，中國的營商環境問題并未觸及外資企業的根本利益，那么印度的營商環境屬實充滿著“明搶”的味道。作為一心想要趕中超美的印度，為什么就不能對自己的營商環境走點心呢?分析下來，有兩大觸及根本的障礙。

第一個原因是法制不健全，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它表現在：其一，執法部門權力過大;其二，法律模糊，且隨意修改法律;其三，人治大于法治。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神奇案例是沃達豐事件。沃達豐(Vodafone)是歐洲最大的移動通訊運營商，在2007年從李嘉誠的和電國際手中收購了和記愛莎(印度移動通訊巨頭)67%的股權。雙方為了避稅，通過在開曼群島的一家套殼公司完成了交易。

然而印度稅務局認為，既然涉及到印度公司，就必須向印度繳納股權轉讓所得稅，于是向沃達豐開出了一張25.2億美元的稅金罰單。沃達豐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認為沒有法律依據。結果印度最高法院翻了下1961年的《所得稅法》，還真沒有，最后判沃達豐勝訴。

可接下來的離譜操作直接讓沃達豐傻眼了。我們知道，一國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法不溯及既往”，即法律不能追究誕生以前的行為。敗訴后的稅務局就跑去國會，要求修改《所得稅法》。最后國會以“極高”的效率，為沃達豐量量身訂制了一套海外公司并購的稅法，并可追溯到50年前。而在打官司期間，罰金還在滾利息。一合計，沃達豐需要向印度繳納約50億美元的罰款。

所以在印度，你不僅遵守現在法律，還必須遵守未來的法律。

和小米事件一樣，印度的執法部門和法院都表現出了“人治”的一面：你合法轉移利潤，合法避稅，雖然是合法的，但從道德上來說，明顯在鉆法律漏洞，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放過你。

不僅如此，印度的不少基礎法律存在很大的隨意解讀的空間。比如，印度“外匯管理基本原則”中有一條說的是“除非明文允許，否則所有資本賬戶交易都是禁止的。”簡而言之，只要印度打算“宰”一家外資企業，那么這家公司在印度掙到的錢，甚至包括本錢，一分也別想帶回家。

再比如，印度《敵方資產法》規定，任何敵方實體或由敵方管理的資產，印度政府都有權沒收。且一旦印度公民移民到中國或巴基斯坦，在印資產全部拍賣。這似乎暗示著，中國企業屬于潛在的“敵方實體”。所以每當中印邊境產生沖突時，在印中資企業都要抖三抖。

印度民眾抵制中國商品和中資企業

第二個原因是印度是聯邦制國家，中央和地方博弈非常復雜。不同的印度各邦，文字、語言、貨幣、法律都大不相同，一批商品從一個邦到另一個邦，要繳納城市管理費、過境稅，甚至是“關稅”。而且地方黨派勢力龐大，利益復雜，中央許諾的法律和條款，在當地可能就行不通，這加大了外資企業在印合法經營的變數。

日本人曾因此陷入巨坑。2014年，日本競得印度高鐵項目。當時印度的執政黨是“印度人民黨”，對高鐵項目很積極。然而高鐵要途經馬哈拉施特拉邦，控制該邦的是“濕婆神軍黨”。他們認為，高鐵載客量低，效率低，不能“掛人”的火車自然就不是好火車。

顯然，“掛票”深受印度人民歡迎

于是聯合當地村民反對“征地”。如今，這條高鐵線只修了十多公里，距離完工預計還差254年。

在印中小企業的噩夢

有人認為，印度專挑大企業下手，是因為有利可得，而中小企業沒啥油水可撈，或許會逃過一劫。如果抱著這樣的想法，那真是一廂情愿。大企業都快經不起折騰，中小企業就更折騰不起了。沒有做全方位的研究，就貿然去印度設廠，最后極有可能落得和十多年前的中國外貿企業同樣的下場。

從商20多年的老李在佛山經營著一家燈飾廠。2019年的時候，他把部分產能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個園區里投資建廠，專做工程項目。然而，接連的幾番打擊讓他心生退意。

第一記悶棍是發生在招標現場。當時，他參加了一個有政府背景的工程招標，他報價80萬，然而現場出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20萬。但經過評議后，實力更強的老李還是中標了。

正當老李美滋滋時，幾個官員模樣的人走過來告訴他，按照印度的規矩，不管誰中標都要按當天競標的最低價來，所以這個活只能給他20萬。甚至還威脅他，如果不做就是沒有契約精神，以后政府和大企業的項目就別想碰了。老李瞬間一片眩暈，但為了拓寬市場，也不想和政府鬧僵，他咬咬牙，虧本接下這個工程。后來得知，出價20萬的那家公司是個托。

而第二記悶棍差掉要了他的老命。印度政府要求零部件非印度造的都算進口，要征稅。然而老李的產品中很難定義哪些算進口零部件。2019年下半年，當地稅務局突襲了老李的工廠，以偷稅漏稅為由罰了老李1500萬，然而公司的賬上只有2000萬流水。最終，執法部門“網開一面”，允許老李可以“分期付款”。

兩記悶棍下來，外加第二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老李的工廠如今已半死不活。然而，有些中小企業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據虎嗅報道，像手機等重要的供應鏈領域，80%的中國中小企業由于經不起調查的反復折騰和巨額罰款，紛紛退出了印度。

美國投資家羅杰斯曾經表示：“我在印度沒有任何投資，他們根本不懂經濟。”

小米手機在印度的組裝工廠

其實，不管是老李，還是小米，外資企業想進入一個新興市場，都必須面臨利益和營商環境之間的博弈。擁有重工業基礎、工業發展均衡、人口眾多的印度，是資本眼里的一塊肥肉，人人都想爭搶。然而當你看上了它的“復息”，它卻盯上了你的“本錢”。

很多時候，人性的復雜和群體間的博弈超出想象，當你無法足夠深入了解它，就貿然進入到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那么經濟高速發展時揚起的塵土，很有可能遮蔽了你的雙眼。